我在码头上和他见面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容颜苍白，和他往时的红润丰采迥异，精神也很萎顿，在当时以为只是旅途劳顿，而且在途中晕过船，所以这样疲乏，到后稍稍休养，便可无碍。他自己也对我这样说。我问他在船上夜里睡得怎样，他说夜里睡得不好，总要到东方既白，才在朦胧中睡着片刻。其实他此时已有了病，他自己不在意，我们也只想到他的长途辛苦，不曾知道他有了病。
他在海参崴将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个电报，说乘北方号回上海，可于十六日到。我在十五日打听该船于十六日何时可到，才知道在当日（即十五日）下午四时半即到。仲持先生和他是《申报》旧同事，原和我约过一同去接他，我便临时匆匆通知了他，同向三马路外滩跑去。当时因戈先生的许多亲友都不知道轮船当天即到，所以到码头去接他的就只有仲持先生和我。轮船湾在浦东，我们雇了一只小汽油船把他接到海关码头后，因等候行李，三个人就在那里谈了两小时左右。他孜孜不倦地问着上海报界的最近情形，一点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疲倦。我请他在那里的板凳上坐坐，他略坐了一会儿，又立起来，询问上海报界老友们这个怎样，那个怎样，又谈到中国的时局。直到六点多钟，行李手续弄清楚后，我们三个人才离开了海关码头。他决定暂住四川路的新亚旅馆，因相距不远，主张我们一同步行；仲持先生和我因想到他的长途劳顿，在途中轮流着替他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皮包。他说这个皮包里所装的是他在考察所得的尤其重要的材料，放在其他行李一处，有些不放心，所以随身带着；他哪里知道这样辛勤搜得的重要材料，如今竟没有机会被他用到，我现在回想到当时他的这几句话，更不禁有无限的伤感。我们于灯光隐约人影憧憧中沿着外滩，经过外白渡桥，一路谈到新亚旅馆。此时他很健步，并对我说，晕船这件事很奇怪，一上岸就和在船上时不同。他在谈话里提到史量才先生的死，提到黄任之先生的病，他很替黄先生的安然渡过危病难关庆幸，说要抽出时间去看看他。我本想在那天夜里约几位朋友来吃晚饭，和他谈谈，他说身体疲倦得很，只想吃些粥，睡个好好的觉，他友另约吧，我说好，便约在第二夜七点钟晚餐一叙。我们一同到新亚定了房间后，出去到附近的一个小广东菜馆里吃了极简单的晚饭。因他晚饭后还有事接洽，要到通信社和报馆里去访友，未多谈，晚饭后即匆匆握别，临行时劝他早些安寝，不可过劳。
第二天（十六日）晚上我和几位朋友和他一同晚餐，他刮了胡子，穿了一套整洁的灰色法兰绒的西装，神采较前一天好得多，我很替他安慰，很畅快地谈了一番。十七日上午和十八日上午，我还因事在电话里和他谈话。他本打算十九日往南京去几天，所以我末次在电话里和他分别后，一直以为他到南京去了。不料二十二日早晨，他的妹妹绍怡女士来找我，一见即泪如泉涌，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急问何事，才由她呜咽着说戈先生患盲肠炎，很危险，已于二十一日下午五点一刻在虹桥疗养院开刀，现热度很高，叫她来找我，说有话要对我说。我听了好像遇着晴天的霹雳，赶紧叫了一辆汽车往虹桥疗养院奔。
转瞬间到了疗养院，轻轻地踏进了他的病室，看见他身上罩着白被单笔直地卧着，那脸儿已瘦削得两颊向内凹，脸色比第一天遇见时更来得苍白，他闭着眼睛，呼吸已不如平时的自然。梁福莲女医师刚在房里，我很轻声地问她戈先生的病危险不危险，她很轻声地说很危险。戈先生偶然睁开眼睛瞥见了我，还能略点头微笑，我因医师说他疲极不宜谈话，所以只走近他的身旁，轻抚他的额部，说病不要紧，请他静养，医师嘱咐不宜多谈。他略点头，大概因过于疲乏，只说“死我不怕……”仍闭着眼睛。我略立一会儿，轻轻请梁医师到房外来问个详细，据说腹膜炎的毒已传播于血液里，非常危险；我急问究有多少活的希望，她说恐怕只有百分之二三的活的希望了。我回到病房里，戈先生忽睁开眼，叫我走近他，对我说他在海参崴时，小便现青莲色，双十节那天在海参崴领馆参加行礼，忽然晕倒，不久醒来，因海参崴没有好医生，船期又近，只得匆匆上船，在船上时小便仍有青莲色；那天早晨（即我到疗养院去看他的那一天早晨）并没有吃什么，吐出的水也有青莲色；叫我请医生注意这个青莲色，我便把他的意思告诉了梁医师。我此时虽知道他的病势已经十分危险，但仍想不到当天就要和他永诀，又因自己职务的忙碌，所以静默地陪伴他约一小时后，叮咛医师和女看护细心照料，并请绍怡女士随时将病状由电话报告外，便匆匆离院。出院后，替他打个电报通知他的令兄，并请托一位同事打电话通知他的几位朋友。
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将近十二点钟），即得到绍怡女士告急的电话，申报馆经理马荫良先生适亦因听到戈先生病危的消息，来找我，我们随即一同到疗养院。一到病房外，绍怡女士即哭告戈先生有话急待告诉我，这时马先生正向她询问病情，我便三步作两步地赶到戈先生的榻旁，见他的神色较上午更差，呼吸也渐在短促起来。他很轻微地很吃力地说：“韬奋兄……我的身体太弱……这次恐怕经不住……我有几句话……”他的声音非常地微弱，且因气喘渐甚，断断续续地说，我俯着头把耳朵就近他的嘴边才听得出。我想这是遗嘱的口气，便插着说，马荫良先生也来了，我去请他来一同听，他说好。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同在榻旁忍泪静听他说。同时他的妹妹伏在他的枕旁泪如泉涌地哀痛着。
他接着说：“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写过，现在要请你叫宝权（戈先生的侄子，现在莫斯科考察），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关于苏联的视察记，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宝权接下去……你知道他是……很好的……还有关于世界报业考察记，材料都已有，可惜还未写出来……现在只好随他去。……”
我呜咽着安慰他，对他说一切要照他的意思办，至于末了的著作，宝权一定可继他的志愿，请他放心。
他很吃力，简直接不下去，停一会儿，他才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虽在极端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睁得特别的大，语音也特别的激昂，但因为太疲乏了，终至力竭声嘶，沉沉地昏去。谁在此时看着这样的神情，都不免于万分沉痛中感觉到无限的悲壮，酸楚挥泪！
不久以后，戈先生又说：“死我不怕，有件事要拜托你们……我看已不行，请问问医生，如认为已无救，请她替我打安眠针，让我即刻睡去。把身体送给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我安慰他说：“你不要多想，今天早晨我很仔细地问过医生，她说你的病还是有希望的。”他说：“不，今天下午和早晨的情形已大两样。我看医生已没有办法：……血已经抽不出来……”这时替他开刀的董医师已来看过，他们——董、梁等医师——的神情语气，大概都被戈先生发觉，因为他的神志是始终异常清楚的。我见他再三要把身体供医学解剖，以供科学研究，便出了病房，对梁医师商量这件事。我问她戈先生是否已绝对无救，照她行医的经验，病状像那时的戈先生，是否还有人能有生的希望。她说一百人中偶然也有一二人能逃过难关，所以她认为病势虽极危，但非到最后的一刹那，谁也不应结束他的生命。她对于戈先生的意思表示非常敬佩，说倘有不幸，医院可以容纳；但在未到最后的一刹那，他们还是要尽力救他的生命。我和梁医师接洽之后，又跑进病房去安慰戈先生，说刚才问过医生，据说仍有希望，请他静养，不必多想，万一有不幸，当然照他的意思办，不过在仍有希望的时候，不必再想到这件事；而且照医生的意思，病人自己须有自信心，不要抛弃希望，然后医生的努力才有效验。他听了闭着眼微点着头，对我请他安心静养勿失希望的话，连说：“好，好。”
不久以后，他的朋友周剑云夫妇，蒋光堂，黄寄萍等诸位先生也先后赶到。戈先生睁开眼睛，还能微微点头作微笑，从被单里缓缓伸出抖颤着的左手和围在榻旁的好友们一一握手，最后并和服侍他的女看护握手；看他的神情，是和诸友告别的意思。他的视死如归，那样的镇定，那样的旷达，把人生看得那样的清楚，那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实给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了这个时候，他气喘更厉害起来，我们可看见他的胸部很急促起伏地升降着。看护和梁医师摸摸他的脉息，都摇着头。各亲友都很沉痛的静默着。我随着几位朋友到房外去商量后事。忽然女看护奔出来说不好了，请大家快进去。我们都慌忙着向病房里跑，我最前踏进了房门，见他的眼睛已开始圆睁着向上呆直，我赶紧跑过去俯头把嘴接近他的耳朵，问他还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我说。在他的知觉和感觉即将完全失去的最后一刹那，对于我的问句似乎还听得懂，因为经我一问，他动着嘴表示要说什么话的样子，但是只动了两动嘴唇，说不出什么，转瞬间连动也不能动了。亲友们都放声大哭，在旁的梁医师也不禁掉下了眼泪。我们所敬重的戈先生就此与世长辞了。
戈先生毕生尽瘁于新闻事业的已往历史，知道的人很多，所以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我在这篇文里仅将戈先生最近回国后不幸因病逝世的情形，就我所知道的，略述一些，报告给痛念戈先生的朋友们。即就此简短的经过里，我们已不能不受戈先生的精神所感动：他对于环境奋斗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无畏的精神，他虽在临危的时候，还不忘献身于科学的牺牲的精神。我以为比他后死的朋友们不但不应为他的死而发生消极的观念，而且要不忘却这位好友的不死的精神，共同向前努力奋斗。
我所最觉得悲痛的是以戈先生二三十年积累的学识经验，益以最近二三年来对世界大势的辛勤的观察研究，在正确认识上的迈进（我在莫斯科时和他作数次长谈，深感觉到他的猛烈进步），我们正希望着他能为已沦入奴隶地位的中华民族做一员英勇的斗士，不料他竟这样匆匆忙忙地撒手而去。我想到这里，回忆着他在弥留时睁大着眼睛，那样激昂地——我觉得他竟是很愤怒地——对于侵略者的斗争情绪，我不禁搁笔痛哭；但我转念，又深深地感觉到这是我们后死者同样要负起的责任，我们都当以同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朝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向前猛进。我认为这样才是不忘却我们的好友！这样才是能纪念着我们的好友！
（原载1935年11月1日《世界知识》 第3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