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和造时见面，比认识乃器的时候迟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来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类。那时他正在光华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为着要替他所办的《自由言论》半月刊登记的问题，特到生活周刊社来和我商量。后来的蔡孑民先生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开大会的时候，才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没有机会碰着，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样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起来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在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他得到比较顺利的求学机会，因为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考进了北平的清华。那时这个学校是官费留美的预备学校，他进了这个学校，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出洋，出洋后由学士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不是没有逆境，却不是没有需要艰苦奋斗的逆境！那是他参加救国运动的方面。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第一次因领队到东安市场演讲被捕，第二次参加代表团向徐世昌请愿被捕。所以最后一次的被捕，在他算是第三次了。他回国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等校的政治学教授，并加入《新月》杂志担任撰述。一年后“九·一八”国难发生，他又被卷入了救国运动的漩涡！当时他发表了不少关于对日抗战的主张。后来被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因反对限制讨论范围，代表平、津、沪国难会议会员和行政党局交涉无效，拒不出席。同时他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和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号召民主，主张抗日，援助上海抗战军队为主要任务。不久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事译著的工作。但是一年后他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重整旗鼓，努力于救国运动。最近又第三次被捕了。
王博士具有演说的天才，尤其是在广大群众的大会场上，他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理的说法，打动他们的心坎。邹韬奋散文“难兄难弟”的又一个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