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弥亚丁(Evgenii Zamiatin)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内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颇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维克,后遂脱离,而一切作品,也终于不脱旧智识阶级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并参用尾濑敬止的《艺术战线》里所载的译本。说的是饥饿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饥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终于只得将毒药让给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写法虽然好像很晦涩,但仔细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饥饿的作品,中国已经译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员,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说: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军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轻巧。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译出的颇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从《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里译过来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译,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见一斑可推全豹的。

  伦支(Lev Lunz)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原译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说明,如下:

“在青年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伦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终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创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饶的天禀,竟不遑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说,殊非微细的损失的。伦支是充满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驱除朋友们的沉滞和忧郁和疲劳,当绝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一接他的讣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沉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倾向,而于适合现代生活基调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扬。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马和司谛芬生,竭力要领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见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则西班牙的骑士故事,法兰西的乐剧,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伦支,较之小说,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说的本来的性质就属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伦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书中的话和现代的话,巧施调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现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窥见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话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说,则伦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规制定期,登记期,兵营整理期中,逃进‘绥拉比翁的兄弟们’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现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伦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记》,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记》,见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领苏甸的女儿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间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译者的话:

“斐定(Konstantin Fedin)也是‘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给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赏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骤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经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颇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萨拉妥夫(Sar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纤夫的歌曲那样的诗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倾向,但那倾向,是先出现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环亚林,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既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一九〇四年),曾经典质了爱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许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语学起见,便往德国,幸有天生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环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续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起,斐定也受了侦探的嫌疑,被监视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计,便学学画,或则到村市的剧场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员。他的生活,虽然物质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员,从事于煽动的演说,或做日报的编辑,或做执委的秘书,或自率赤军,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贡献,连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Pathos(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纤细优美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们里,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见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赏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统渐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题目虽然是绝望底,而充满着像看水彩画一般的美丽明朗的色彩和绰约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酿出特种的调和,有力量将读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证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nna Timovna》”。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颇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赞颂,又很受批评家的责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现在,是决不至于脍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译本,收在《烟袋》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见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则我的译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泽芳人译本细加参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ndr Y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个,自传云:“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从《近代短篇小说集》中八住利雄的译本重译,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铁似的革命者在内,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罢,至今还有阅读的人们。我也曾于前年译给一家书店,但至今没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村田春海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都用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左祝黎(Efim Sosulia)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他的少年时代大抵过在工业都市罗持(Lodz)里。一九〇五年,因为和几个大暴动的指导者的个人的交情,被捕系狱者很长久。释放之后,想到美洲去,便学“国际的手艺”,就是学成了招牌画工和漆匠。十九岁时,他发表了最初的杰出的小说。此后便先在阿兑塞,后在列宁格勒做文艺栏的记者,通信员和编辑人。他的擅长之处,是简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亚克与人性》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ahler des neuen Russland)译出,原译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满着怀疑和失望,虽然穿上许多讽刺的衣裳,也还是一点都遮掩不过去,和确信农民的雅各武莱夫所见的“人性”,完全两样了。

  听说这篇在中国已经有几种译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见西欧诸国,皆以此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见过译载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则与德译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将这一篇废弃。

  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ev)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个小城里,家是一个半破落的家庭,虽然拮据,却还能竭力给他受很好的教育。从墨斯科大学毕业后,欧战已经开头,他便再入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受训练六月,上战线去了。革命后,他为铁甲车指挥官和乌克兰炮兵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宁格勒,一直到现在。

  他的文学活动,是一九一二年就开始的,中间为战争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创作。小说制成影片,戏剧为剧场所开演,作品之被翻译者,几及十种国文;在中国有靖华译的《四十一》附《平常东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丛刊》里。

  这一个中篇《星花》,也是靖华所译,直接出于原文的。书叙一久被禁锢的妇女,爱一红军士兵,而终被其夫所杀害。所写的居民的风习和性质,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诚,均极动人,令人非一气读完,不肯掩卷。然而和无产作者的作品,还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觉得教民和红军士兵,都一样是作品中的资材,写得一样地出色,并无偏倚。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传”中语)的,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练的技术制胜了。将这样的“同路人”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作家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细一看,足令读者得益不少。

  英培尔(Vera Inber)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兑塞。九岁已经做诗;在高等女学校的时候,曾想去做女伶。卒业后,研究哲学,历史,艺术史者两年,又旅行了好几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诗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才始来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龄(Kipling),缪塞(Musset),托尔斯泰,斯丹达尔(Stendhal),法兰斯,哈德(Bret Harte)等人的影响。”许多诗集之外,她还有几种小说集,少年小说,并一种自叙传的长篇小说,曰《太阳之下》,在德国已经有译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中,原译者弗兰克(Elena Frank)。虽然只是一种小品,又有些失之夸张,但使新旧两代——母女与父子——相对照之处,是颇为巧妙的。

  凯泰耶夫(Valentin Kataev)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阿兑塞的教员的儿子。一九一五年为师范学生时,已经发表了诗篇。欧洲大战起,以义勇兵赴西部战线,受伤了两回。俄国内战时,他在乌克兰,被红军及白军所拘禁者许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说,两部长篇,还有一种滑稽剧。

  《物事》也是柔石的遗稿,出处和原译者,都与《老耗子》同。

  这回所收集的资料中,“同路人”本来还有毕力涅克和绥甫林娜的作品,但因为纸数关系,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爱伦堡(Ilia Ehrenburg),巴培尔(Isack Babel),还有老作家如惠垒赛耶夫(V.Veresaev),普理希文(M.Prishvin),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i)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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