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说:“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的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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