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本想把最后一章写完，因为觉得困乏，就睡下了。但睡下之后，却又不能入睡，整整一夜都是在苦思中，除了思索文章的结尾以外，那个常常来苦我的问题又来了：我总是担心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甚至把一切可哀的情节都想得很具体。临明时稍稍入睡，起来时已近八点，一夜的痛苦并非全无代价，早晨一下床就把昨天留下来未写的部分完全改变了次序，有许多情节也不同了。
自从苏联参战，美国使用原子弹以后，就知道日本可能投降，于是只希望把小说赶快写完，最好是完成于“胜利”之前，不料昨晚未写，而昨晚就已有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今天十一点，有人来说：昨晚广播，苏联四路出兵，美国的原子弹炸光了长崎，六十余万人全被炸死，日本已由中立国向中美英苏提出投降，条件是只保留天皇。昆明全夜未睡，满城鞭炮声，就是斗南村也已经贴出报告来了。这时候我的小说还差两千字不曾写完。等到下午两点，才写完了最后一句话。
而八月十二日的日记就记了一个梦景，我梦见我也参加了一个胜利庆祝会，但那庆祝会规模甚小，正如一个乡村小学校的运动会，单调而寒伧，我自然了解我这个梦，我只能偷偷地苦笑而已。第二天，我便雇人挑了简单的行李，冒着微雨，走过那一段颇长的泥泞道路，搭火车回昆明去了。
大体说来，我这一个月的写作生活是相当愉快的，不过愉快之中也并非没有痛苦，那就是我常常为一些现成材料所拘牵，思想与想象往往被缠在一层有黏性的蜘蛛网里，摘也摘不尽，脱也脱不开，弄得简直不成“创作”。又因我总喜欢一面写作一面读书，读人家的好文章固可得到鼓舞，但有时觉得自己太不行，便难免为幻灭的心情所苦。这情形，当我第一次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日记，有一段说：
想续写小说，感到了极大的困难，生活与体力既不容许痛痛快快写下去，而那些现成的材料更成了写作的障害。一切材料非经过自己的创造是不能应用的，反不如出于自己想象中的事物更方便些。结果只写了几句便放下了，于是又拾起了《罪与罚》。
当时我正重读《罪与罚》。我重又认识了托斯杜依夫司基的丰富与深刻，每当我读到那些最精彩的地方，我就不能不惊讶作者的创造力，那才真是“创作”，而我自己呢，不过是在事实的镣铐中滚来滚去罢了。第二次继续写作的时候，我又读《战争与和平》，《马丹·波娃利》，并读了巴金的新著《憩园》。《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之开阔与艺术的完整，依然没有给我甚么帮助，但在小说的推衍上也许于无意中受了一点影响。翻阅斗南村日记忽然发现了七月二十一日有如下的记载：
小说的结构总想循着两个原则进行，一是场面的转换，大体上两种不同的场面互相交替，另一则为空气的转换，如果上一章是紧张的空气，下一章就希望稍稍舒缓一些。虽然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致有这样的倾向，而这也是常常感到困难的原因之一。
这个原则自然不必，也未能做到，不过现在才觉察这也许是由于《战争与和平》那种转换发展的暗示。《马丹·波娃利》的委曲尽致仍然使我喜欢，然而有时我竟然不喜欢福楼拜的绕弯儿，在日记中有一段说：“不知为甚么反而嫌福楼拜写得太多，仿佛不喜欢他那些太多的闲文字，那些周围的描写。他把爱玛折磨得太厉害，也觉得未免太过了。”等到读完之后，虽然觉得作者的绕弯儿是有道理的，甚至是必须的，然而厌恶之感仍未尽除，此刻再反省一下，才知道我自己所能做的乃是只沿着一条窄小的直路向前挪动，那实在太可怜了。巴金的《憩园》是一本好书，在我所读过的巴金作品中，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本。他这本小说又使我想起《罪与罚》，而他在后记中有一句话说“这小说是我的创作”，这句话很使我动心，因为我的幻灭之感大半由于觉察自己的小说算不得“创作”，也不过是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而且又只画得一个简单的轮廓，我几乎相信我自己有一个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于勉强写些短短的散文而已，这样想时，就难免有一种无可如何的哀愁。
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很久，离开斗南村的海边真是天南地北的遥远了，于翻阅旧日记之际，对于海边那一段生活感到无限的怀念，尤其当我在日记中又看到《海边》一首小诗的时候：
我正在乡下创造，
我看田野间一切都好：
西红柿，一天一个成色，
个个有光彩，
茄子，是紫黑色的，
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稻秧的颜色是深绿的，
一眼望不见边际，
河水总绕着田边散步，
农人们便引了来灌溉田亩，
我就坐在海滩上，
把整个的海水引了来灌溉我的思想，
昨天的海水曾是沸腾的，象是发了火，
今天却象一面镜子，平静而澄澈，
一切都为了发展，
为了更好与美满，
正如我的创造，我所创造的诗篇。
“把整个的海水引了来灌溉我的思想”，此刻我又仿佛听到了海的声音，不过这首诗在当时确是写实的，现在却觉得好似一个谎话了，虽然它仍不失为我对于艺术，对于生活，以及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期望。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八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