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

  孟朴去后,一连多少天她都在盼望孟坚的来信。她希望他来信之后就可以马上回他一信,而在这封信里她将有很多话可说。等了很久却不见信来,她也就只好自己先动笔了。就象所有的水都向低处流一样,她的情感也只有一个方向,只要她提笔写信,就一定要说一些要他回来的话。这情形,连她自己也意识得相当清楚,她每每自己问自己道:这些话岂不是已经写过多少次的吗?这些话之并无多大用处也是很明白的,但无可如何,不提笔则已,提起笔来就写起这些话,仿佛说这些话的不是她,而是捏在她手里的那支笔似的,而这一次也稍稍有点不同,因为这一次她捉住了新的题目,她一开始写道:

  “朴弟从家里来了,他带来了很多故乡的礼物,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回忆。他带来了红枣,又红又大,还有花生,都是非常满饱的,绿豆尤其难得,姥姥特为昂昂作了绿豆沙,孩子喜欢得跳起来。朴弟回去好些天了,可是孩子的口袋里还带着红枣和花生,孩子很喜欢叔叔。

  “我想起我们一同回家时候的情形来了,你领我去看你家的田园,你指点给我,哪是枣树,秋后要挂一树红枣;哪是花生,秋后要从地里掘出白纷纷的果实,你又领我去看你们的桃园,那正是桃子成熟的时候,满园桃香,鲜红的桃子在密丛丛的绿叶里掩映着。你把你们的豆田谷田指给我看,一片青,一片绿,望不到边际,遍地是歌声人语,应和着飞鸣的布谷。坚,我是多么喜欢这种生活。多么愿意永久住在乡村里啊!万一上天福佑,能叫坚安全归来,我甚么都不想,甚么都不要,我只希望大家团聚在一起,作一世草野之人,也就十分满足了。而且,还有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她写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她想父亲的病是不能告诉孟坚的,母亲被车辗伤的事也不能告诉,她知道他这人的脾气:虽然永久在外边奔波,虽然从来不为家庭打算,但是他对于他的父母太关切了,每次提说起来,总见他象小孩似地那么为思念父母而愁苦,而且她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说他只要身体不舒服,或过于疲劳,或心里有不愉快的事情,夜里便梦见他的父母,他总说,梦里的老年人更显得衰老了,而且那种贫苦的样子真令人落泪。他总是以未曾尽些孝道,未能设法帮助父母把家庭弄得更好一点而感到惭愧,为了怕伤着他的心,她便写道:

  “父亲母亲都是很健康的,不过如今世道不好,老年人总是想念他们的儿子,又因为生活愈来愈苦,就更希望你能回来帮忙。而且,我甚至存了一种幻想,假如你真地回来了,我们未尝不可把父母和朴弟都接到省城来,……”

  她真是异想天开了,她也觉得这也许很困难,但既已写上去,也就不必再涂改。关于妹妹的去世,她略略提了几句,她说妹妹早有胃病,后来就一发不可治了。这是事实,她同孟坚一同回家时妹妹确是患着胃病的,她当初之所以说一定要请妹妹到省城来,主要的还是为了请她入医院治病。最后她还提到了孩子,她说小昂昂非常乖,能从好多人的像片中间指出爸爸,而且,把像片抱到自己脸上亲爸爸的脸。她最后结束道:

  “我看了孩子的这些动作非常感动。可怜的孩子,到如今还不曾见过他的爸爸!”

  信写完了,她又从头看了两遍,虽然已经没有甚么可补充,但她总觉得还是不够,她愿意把信写得更长一些,她心里有很多意思,每苦于说不出,但说来说去也只是那些话,也就只好罢了。信发之后,就仿佛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工作一样,叹一口气,而以后的日子就是期待这一工作的效果。

  近来她对于看报颇发生兴趣,因为一个新的消息——南京汪伪政府的成立,又引起了她的注意。

  报纸上为了汪政府的即将成立,早已大肆鼓吹过。报载汪精卫曾经一度飞往北平,据云也曾到过济南,但并未公开宣布。汪精卫这样跑来跑去的结果,是南北伪政权的合流,也就是一个新的伪政权的建立。苦于战争的老百姓,尤其是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对这事表示极大关注。街头,巷尾,学校,商店,家庭的餐桌上,火车的车厢里,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一般人心里都暗暗地想道:日本鬼子撑不住台了,拉出老汪来,作为一个下台的阶梯。讲和的条件也许不会太差,鬼子兵非完全退出不可,把占领的地方都交还我们,并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汪精卫如今无耻到认贼作父,作了汉奸,投降了敌人,正好暴露了这个阴谋,说不定故意玩了一套把戏。等鬼子们滚了蛋,他也会完蛋的。在学校里边,一帮渴盼着光明的学生,在教室里,在寝室里,甚至走在路上,总是纷纷地议论着,谈到兴高采烈处,不知不觉会手舞足蹈起来。由于这种相信,她们居然把眼前一切事物都改变了看法,仿佛青石道路上,灰白墙壁上,一草一木,一几一椅,上面都罩下了一层可爱的光彩,那光彩是和平的明亮的,呼之可应,招之可至的。她们不但看见中国的师长们觉得特别可亲,远远看见,虽然不打招呼,那忍俊不禁的笑意,仿佛就说,可好了,我们总算有了出头的日期,又仿佛说,老师,这件事确乎是可靠的,因为任何人都这样相信它呀;即便对于日本人,对于犬养,石川等人,她们居然也另眼看待,仿佛他们已经是投降了的敌人,甚至是变得可怜相了,意思是说:知道吗,你们就要从这里滚出去,滚回你们的三岛去了,你昨日的威风又将何在呢!因此学生们渐渐在日本人面前放肆起来的也有,有的人竟大胆地唱起国歌来——不是“卿云烂兮”,而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快乐呀,此地自从沦陷以来,谁还敢唱这支歌子,更有谁敢高声地唱,在战争以前有些是极端讨厌这个歌曲的,但等到敌人不准歌唱时,却觉得它万分可爱,有时偷偷地低吟一回,于是过去的自由生活就又回到记忆中来,因之就会簌簌地落下了眼泪,这样的吟一阵,哭一阵,心里便觉得非常快慰了。现在居然有人敢于高声唱,虽然听到的人不免大大的惊吓一阵,但整个的灵魂都会震颤起来,浑身一阵剧烈的颤动,眼眶里也早含满了泪水。等学校中命令说还是不准唱,谁要再唱便要怎样怎样的时候,这些不知事的孩子才又想到她们原来还是在敌人的掌握中,她们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大大的稀罕起来。虽然如此,然而她们还是不肯罢休,她们还是纷纷地谈论,偷偷地欢喜。

  某日的报上忽然用特号大字在第二版的第一行发出了消息,说南京政府定于明日正式成立,此外还发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论。而在第三版的下边就登着本市新闻:明早八点在公园举行庆祝大典,省级各机关学校须全体参加,这个消息简直把整个济南城翻动起来了,学生们尤其显得激动。她们忽然得到一个消息,也不知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街上的人都如此传说:明日要开庆祝大会了,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一时赶做不及,误了开会应用,南京政府特赐山东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已经派员在飞机上带了来。于是有人就说:有人已经看见南京政府派来的飞机,连那飞机上也已经改用了青天白日的国徽。也有人说南京政府还派了大员来主持大会,也有人说明天省长也一定出席,他正在忙着背诵“总理遗嘱”,恐怕明天开会时朗诵不出,叫大家笑话。也有人说,在校长办公室窗下经过时也听到校长在噜噜地背诵甚么,仿佛听到一句“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那当然也是在背诵遗嘱了,不然,他又怎么能主持学校的一切会议呢。她们都谈得眉飞色舞,心灵中都为那新丽鲜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影子鼓舞着,扰乱着,她们简直连功课也无心作,在教室里坐也坐不稳,甚至连饭都吃得不香了。梦华看了这种情形,心里也喜欢得按捺不住,她既不能去督责她们工作,也不能参加到她们的快乐中去,她对她们反而有点羡慕的意思。因为平日她有时对学生谈到北平的情形,谈到故宫,谈到南海北海,谈到天安门,长安街,谈到她的大学生活,更谈到西山,南口,长城,塞北,山海关,此刻就偶尔听到一个学生说:下学期她要到北平去升学,不是考北大,就是考师大。于是另有一个学生就说,她要到东北去开矿,打猎,经营林业,她大概是想到那些丰富宝藏,多年来为日本所强占太可惜了。更有一个人说,她要到日本去,登上富士山,看看三岛是不是可以装进她的小口袋,她又要到日本天皇的皇宫里去瞧瞧,看看天皇到底是个甚么鬼样子。她们的心花都开放了,她们想得很远,很美丽,而现在,则急切的期待着明天的庆祝大会,看满城彩旗,听国歌,听听那些要人们宣布新的政策,新的希望。

  第二天,梦华又很早地到了学校,因为太早,街上还没有甚么动静,她还想:如果早晨一出门立刻看见满街新旗子就好了,然而她没有看见。到校后,因为要准备参加开会,第一堂,就干脆停课。等到临要排队出发时,学校里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纠纷,一些学生和大门上的工友几乎冲突起来,学生们说工友糊涂把旗子挂错了,应当到庶务处去领那新的旗子来,为甚么仍旧挂上了五色旗和日本旗。工友说,学校并没有特别吩咐他,学校里也根本没有别的旗子。后来有人说,算了罢,时间太迫促,大概学校里来不及制新旗了。队伍到了大街,她们才更其惊讶,原来大街两旁都是五色旗和日本旗,有些地方还间或有一两面太极图的旗子。她们想,真糟,昨天的消息竟是假的,也许那飞机并未运到。街上有很多学校的队伍排队前进,大家都是到公园去的。所有的眼睛都有点茫茫然,左边望望,右边瞧瞧,走过去了,还要向后面看看,也大都注意旗子。有人说,算了罢,旗子没有甚么关系,重要的是听听那些要人的言论,重要的是以后就不受敌人的统治了。梦华混在队伍中间看着她的学生,听着她们的私语,虽然心里早感到一种奇怪滋味,但也只能想道:“大概就是如此了。”

  公园里人山人海,千万个面孔仰望着高高的主席台,但那里两面最大的旗子交叉着,还是五色旗和太阳旗,而且还是崭新崭新的。这时就听到学生们在切切议论了,她们说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别处的旗子不换,为甚么会场上的旗子也不换,难道这两面旗子还赶制不起来?梦华在人丛中,听了这话以后就想告诉她们,说恐怕大家都想错了,但她不能开口,她昨天夜里完全失眠,她思想太纷乱,她想到改了新的局面以后孟坚就可回了,于是想了很多美满的事,又想,那时即使她去找孟坚,也将不再有甚么困难,不过是一个长途旅行罢了,能换换地方工作,也极有意义,她又为孩子的将来打算,又想到朴弟,想到故乡的老年人,想到她自己的母亲和桓弟,她想,有桓弟可以照顾母亲,她也可以走开,如能给桓弟解决了婚姻问题,母亲也就更有了依靠。她直到天将黎明时才稍稍闭了一下眼睛,但陡然一震却又惊了醒来。此刻她挤在人丛中,又因为看了当前的情形,简直有点晕晕欲倒的感觉,她的头非常沉重,而胸中好象是有甚么东西梗着,好象要呕吐的样子。

  大会开始了,主席台上日本人多于中国人,那些面孔都是生疏的,因为距离相当远,梦华看不十分清楚。开始是“依里武朵”地唱日本国歌,接着就是“卿云烂兮,纠缦缦兮”的国歌,那声音象苍蝇一样,嗡嗡地,又好象千万人在埋着头痛哭。主席致完了开会词以后,是一个日本人讲演,以后又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虽然台前放了扩音机,但梦华却听不清楚。其实那也还是千篇一律,不外说,中日原是兄弟之邦,因为稍有误会,以致刀兵相见,战祸连绵,久久不决,双方的损失都非常重大。西洋诸国正在坐山看虎斗,中日再不觉悟,只有两败俱伤,使西洋诸国,坐享渔人之利。中国就是吃了共产党的亏,现在幸有汪主席眼光远大,深思熟虑,相信中国如不同日本提携,联合防共,是绝无活路可寻的,于是本着广田三原则,中日共存共荣,捕灭共党,防御西洋的侵略,以建设东亚的新秩序。正在演讲的中间,忽然有一个学生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接着就晕倒了,这个晕倒的孩子不是别人,又是梦华那一班上的学生:胡倩。

  散会以后,大家在归途中都感到非常疲乏与颓丧。天空阴沉,空气潮湿,好象是要下雨的样子。梦华一面走着,一面思想,她忽然想起一个出殡的行列。在阴沉的天空下,在微雨的街上,或是落叶在路旁啜泣的秋季,一个最简单,最可哀的葬仪在大街上行进。用两把秫秸在两条小板凳中间捆作十字形,上面就安放了那薄薄的柳木棺材,那棺材上也许胡乱涂了点草灰,也许抹了一层似红似紫的颜色,而且抹得一道一道的,非常不匀。四个或两个衣衫褴褛的力伕抬着,棺材上面就放了掘坟用的铁铲,后面跟了一个缠脚的中年女人,一面哀哀的啼哭,一面紧紧地跟着那棺材,也许她手里还牵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头上蒙了一方白布,也在哭着,手里还打了一把简陋到无以复加的魂幡。也许有几个邻居或亲朋陪着送葬,也许甚么人也没有,却只是一个或两个吹唢呐的人,那呜呜咽咽的乐器时作时辍,似有似无,简直不成曲调,每当梦华看到这种情形,她必定驻足观看,并默默地思索,等那个行列走远了,拐角了,一直到旷野去,再也看不见了,她还是钉在那里,走不开,终于心里沉重,不知所往,只感到忧从中来,悲不自胜。她今天为甚么忽然想到这上边来,她觉得莫名其妙,她摇一摇晕眩的头,仿佛要把这些思想驱散。但是徒然,她不但不能停止思想,反而想得更远了,她的思想超越了这个繁华的城市,飞到了扬着尘沙的乡村大道,她到了孟坚的家乡。她记起当他们回到家乡时,一天孟坚领她到野外去,孟坚指着人家田地中一座坟墓说:这座坟里埋的是死于十几年前的一个男小孩的骨殖,当五六年前他从北平回家时,曾亲眼看见这堆白骨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结了婚。当时她觉得太奇怪了,经孟坚解释以后才知道,那七八岁的孩子名下有一份产业,有人要承继这份产业,便给那一小堆堆枯骨结了“阴亲”,那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是病死的,姑娘到了结婚的年龄,死了,不应该只埋一座孤坟,据说那是很可怕的,于是经人说媒,便嫁给那堆小骨头,当结婚那日孟坚是亲眼看到了的,仪式和人间的婚礼一样,不过迎亲的是一个灵牌,而迎来的是一具棺材,把丧事当喜事办理,而“孝子”就是那个承继产业的人,在名分上,他是那一堆白骨的本支侄男,但当时他已经四十来岁,他满嘴的胡髭,跪在那一对“新人”面前叩首而又举哀。梦华想到这里,孟坚故乡那一片原野又在她想象中打了一闪。她用力摇摇头,竟自己问道:我为甚么又想到这些呢?队伍缓缓地前进,学生们都不言语,那个在大会场上晕倒的胡倩被放在一辆洋车上,张文芳和刘蕙两个人扶着她,她还糊糊涂涂的。等到了学校以后,梦华就帮助学生们把胡倩扶回了寝室,当大家把她安顿在床上以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一切都完了!”听了这话,旁边几个学生都哭了起来,梦华并不哭,她咬紧牙齿,不让泪珠向下落。

  她拖着疲乏已极的身体走回家去,知道桓弟已从公司里回来过,桌面上留了一封水渍斑驳的信,那正是孟坚的信,那是很久以来她所期待的,现在是终于来到了,她每看到这样的信,——这样厚重的,充满了内容的,而且是越过了千山万水,经风经雨,经过多少失落的危险而终于到来的,且由发信地点的检查处,中间的重要关卡,以及收信地点的敌伪机关,盖了种种检查或通过图记的,她就如见了一个久经患难而终于归还故乡的亲人一样,她心里总是先跳一阵,简直不知怎样接待。今天,她更其有了这种感觉,今天她的心情太恶劣,她多么需要远天的消息来安慰,多么希望听一些温存的言语呀,而且,她把信拿在手里,感到那信的重量,感到那内容之丰富,就象一个人不肯以轻易的态度接受一件重大的奖品似的,她先把自己安放在床上,脱掉了鞋子,把枕头一再地放平过,又在床上转侧一番,看究竟如何才可以躺得更舒服一些,然后安定下来,吐一口气,才用了手边的剪刀,慢条斯理的把信剪开,及等把信拆完,把里面的信纸掏出来时,她才大吃一惊,已经安定了的心就又跳动起来,原来那里边是用了一大张从英文练习簿上扯下来的纸写的,那被扯的边缘,非常不整齐,想见这信是在仓促中写成,这种纸又厚又重,虽然只是一张,却比平日他惯用的三五张还显得多,里边只简简单单写了几句,字大如枣,潦草难辨,信封上的字亦同样草率,但直到此刻她重新拿起信封看时,才发现那草率的程度。那信里写道:

  “此地已不可居,自明日起,将有两个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一直向西去,目的地大约为成都。俟到达后,当再告知,在此期间,不必来信,来信恐已不能收到。”

  “此地已不可居”,这句话在她心里回响着,她茫然了,她顺手从床边案上取过地图,不错,正是孟坚所住过的那地方,很久以前报上就载过“皇军占领××,所向无敌”,日本军队所占的这地方距孟坚所在的那地方很近,最近恐怕那地方早已为敌军所侵占了,她还在想象着孟坚时常站在那里的山上向她这边遥望呢,其实那边大概已经放着敌兵的大炮,或者放着敌军的马群了。她用食指在地图上按住那个地点,她的视线就在那些山水林莽之间旅行起来,寻来寻去毫无所得,徒然地想象有一群人,象一群小小蚂蚁,在那些红绿斑驳的线条中前进,终于连信带地图顺手一丢,自己伏在枕上啜泣了起来。

  从此以后,她不但身体坏,精神也坏了。从前担任三班国文,有时一个星期之内要改一百多本卷子,一天四趟,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一点也不觉疲乏。那时她每餐能吃两碗小米饭,至于菜,也只是一点素菜,营养并不好,但是精神好身体好,她看着学生有希望,她也就有希望,就好象有一种力量在支持她,有时改文改到夜里三点,孩子偶尔醒了,——从前还须喂孩子奶,拍拍孩子睡了,回头再继续工作。有时候鸡已开始叫了,她才稍稍休息一回,第二天上课,七点钟以前到校,连讲三点钟,毫无倦容。自从南京政府成立并得到孟坚已动身入川的消息之日起,她算是泄了气,不但动辄疲惫,心脏病也复发了,饭不能吃,觉不能睡,病发时胸部闷塞,呼吸困难,巴不得用刀来把胸膛剖开。下课回来要坐车,到家以后躺在床上便不愿动,更不能熬夜了,因此学生的文卷也不能如期发还,上课自然也不如从前那么能引起兴趣。好在学生知道她有病,更了解她是在一种甚么心绪中,不但对她毫无责难的表示,反而对她更和爱,更恭敬了。但在她个人呢,她觉得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她心里常想:“与其叫学生对我失望,我还是赶快走开倒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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