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山水·人物》〔1〕

　　題記〔2〕

　　兩三年前，我從這雜文集中翻譯《北京的魅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續譯下去，積成一本書冊。每當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際，我一向就用一點譯文來塞責，並且喜歡選取譯者讀者，兩不費力的文章。這一篇是適合的。

　　爽爽快快地寫下去，毫不艱深，但也分明可見中國的影子。我所有的書籍非常少，後來便也還從這裏選譯了好幾篇，那大概是關於思想和文藝的。

　　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於這些都不了然。只以爲其中關於英美現勢和國民性的觀察，關於幾個人物，如亞諾德，威爾遜，穆來〔3〕的評論，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聽說青年中也頗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自檢舊譯，長長短短的已有十二篇，便索性在上海的“革命文學”潮聲中〔4〕，在玻璃窗下，再譯添八篇，湊成一本付印了。

　　原書共有三十一篇。如作者自序所說，“從第二篇起，到第二十二篇止，是感想；第二十三篇以下，是旅行記和關於旅行的感想。”我於第一部分中，選譯了十五篇；從第二部分中，只選譯了四篇，因爲從我看來，作者的旅行記是輕妙的，但往往過於輕妙，令人如讀日報上的雜俎，因此倒減卻移譯的興趣了。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並非我所注意的文字。

　　我自己，倒以爲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卻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東西，爲不失這書的本色起見，便特地譯上那一篇去。

　　這裏要添幾句聲明。我的譯述和紹介，原不過想一部分讀者知道或古或今有這樣的事或這樣的人，思想，言論；並非要大家拿來作言動的南針。世上還沒有盡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覺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於不得已如前文所說時，便會開手來移譯，但一經移譯，則全篇中雖間有大揹我意之處，也不加刪節了。因爲我的意思，是以爲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

　　我先前譯印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時，辦法也如此。且在《後記》裏，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爲我深信作者的意見，在日本那時是還要算急進的。後來看見上海的《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5〕，才知道他因爲見了作者的另一本《北米印象記》〔6〕裏有贊成賢母良妻主義的話，便頗責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這實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選譯也一向沒有如此之嚴，以爲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我希望這一本書的讀者，肯體察我以上的聲明。

　　例如本書中的《論辦事法》是極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卻很給了我許多益處。我素來的做事，一件未畢，是總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於困憊。那一篇裏面就指示着這樣脾氣的不行，人必須不凝滯於物。我以爲這是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效法的，但萬不可和中國祖傳的“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真”相牽混。

　　原書有插畫三幅，因爲我覺得和本文不大切合，便都改換了，並且比原數添上幾張，以見文中所講的人物和地方，希望可以增加讀者的興味。幫我搜集圖畫的幾個朋友，我便順手在此表明我的謝意，還有教給我所不解的原文的諸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於上海寓樓譯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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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的雜文集。原書於一九二四年由日本東京大日本雄辯會社出版，共收雜文三十一篇。魯迅選譯了二十篇，其中十三篇（包括序言）的譯文在收入單行本之前，曾分別發表於當時的報刊（《北新》週刊、《北新》半月刊、《語絲》週刊、《京報副刊》、《莽原》半月刊、《民衆文藝週刊》）。

　　鶴見祐輔（1885—1972），日本評論家，曾留學美國。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有《南洋遊記》、《歐美名士印象記》、《拜侖傳》等。

　　〔2〕本篇最初以《關於思想山川人物》爲題，連同《思想·山水·人物》序言的譯文，同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語絲》週刊第四卷第二十二期，後收入《思想·山水·人物》單行本。

　　〔3〕亞諾德（M．Arnold，1822—1888）英國文藝批評家、詩人。著有《文學批評論文集》等。威爾遜（W．Wilson，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民主黨人。穆來（J．Morley，1838—1923），英國曆史學家、政論家，曾任自由黨內閣大臣。

　　〔4〕“革命文學”潮聲中指一九二八年間創造社等文學團體提倡的革命文學。

　　〔5〕《革命的婦女》上，元法先生的論文待查。

　　〔6〕《北米印象記》即《北美印象記》，日本廚川白村寫於一九一七年的遊美雜記。有沈端先中譯本，一九二九年上海金屋書店出版。

　　《說幽默》譯者附記〔1〕

　　將humor這字，音譯爲“幽默”，是語堂〔2〕開首的。因爲那兩字似乎含有意義，容易被誤解爲“靜默”“幽靜”等，所以我不大讚成，一向沒有沿用。但想了幾回，終於也想不出別的什麼適當的字來，便還是用現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一二，七。譯者識於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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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連同《說幽默》的譯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後來同印入單行本。

　　〔2〕語堂即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作家。早年留學美國、德國，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等雜誌，提倡所謂性靈幽默文學。著有雜文集《剪拂集》等。

　　《書齋生活與其危險》譯者附記〔1〕

　　這是《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篇，不寫何時所作，大約是有所爲而發的。作者是法學家，又喜歡談政治，所以意見如此。

　　數年以前，中國的學者們〔2〕曾有一種運動，是教青年們躲進書齋去。我當時略有一點異議〔3〕，意思也不過怕青年進了書齋之後，和實社會實生活離開，變成一個呆子，——胡塗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還負着一個“思想過激”的罪名，而對於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的青年，則竟至多遭意外的災禍。譯此篇訖，遙想日本言論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書齋生活者和社會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評”，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爲這意思是不完全的。

　　第一，要先看怎樣的“世評”。假如是一個腐敗的社會，則從他所發生的當然只有腐敗的輿論，如果引以爲鑑，來改正自己，則其結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變成圓滑。據我的意見，公正的世評使人謙遜，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評，則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則，他一定要憤死或被逼死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譯者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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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連同《書齋生活與其危險》的譯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印入單行本。

　　〔2〕學者們指胡適等人。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創辦《努力週報》，在它的副刊《讀書雜誌》上，勸人“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

　　“五卅”運動後，他又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主張救國必先求學，企圖使學生脫離愛國運動。

　　〔3〕一點異議魯迅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致徐炳昶的信（見《華蓋集·通訊》）中指出：“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裏，豈不可惜。”在《華蓋集·碎話》中也表示了反對“進研究室”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