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裏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爲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爲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爲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爲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着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爲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爲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爲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里（11），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纔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里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爲什麼呢，因爲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涌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衆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又狂熱地擁護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受到法西斯主義黨的推崇。其創作傾向主要是唯美主義，著有劇本《琪珴康陶》，小說《死的勝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德國劇作家。

　　早年寫過《日出之前》、《織工》等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竭力贊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並糾合德國的若干知識分子爲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辯護。

　　（4）伊本納茲（1867—1928）通譯伊巴涅茲，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黨的領導人。因爲反對王黨，曾兩次被西班牙政府監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僑居法國。主要作品有小說《農舍》、《啓示錄的四騎士》等。

　　（5）吳稚暉於一九二七年秉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呈文，以“救護”國民黨爲名發起“清黨”。

　　（6）這裏說的指揮刀下的“革命文學”，指當時一些反動文人發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學。如一九二七年間在廣州出現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這樣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學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純粹中國國民黨黨員，提倡革命文學……從事本黨的革命運動”等語。

　　（7）“殺身成仁”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8）“笙歌歸院落”二句，見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詩。宋代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說：“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9）“賦得革命，五言八韻”科舉時代的試帖詩，大抵都用古人詩句或成語，冠以“賦得”二字，以作詩題。清朝又規定每首爲五言八韻，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韻。這裏指那些只有革命口號，空洞無物的作品。

　　（10）葉遂寧（C．A．EceZPZ，1895—1925）通譯葉賽寧，蘇聯詩人。以描寫宗法制度下農村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嚮往革命，寫過一些讚揚革命的詩，如《蘇維埃俄羅斯》等。但革命後陷入苦悶，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殺。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蘇聯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後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於當時的現實而自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