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人說G．Byron②的詩多爲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③。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爲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爲“薩芷波”，④證明着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⑤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籤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爲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仇詩人Adam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ofiSándor；⑥飛獵濱的文人而爲西班牙政府所殺的釐沙路⑦，——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Su－dermann，Ibsen⑧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

　　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蒐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⑨，《嘉定屠城記略》⑩，《朱舜水集》⑾，《張蒼水集》⑿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⒀及其他單篇的彙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⒁。

　　2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仇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爲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⒂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⒃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爲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跡石⒄的亭子總算還在。這裏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卻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仇手段了麼？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⒅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爲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燹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才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彷彿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⒆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⒇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22)，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3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仇是不足爲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爲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爲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爲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麼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23)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24)，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25)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纔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26)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27)。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查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卻沒有印上去。因爲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4

　　孔老先生說：“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麼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曾經做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爲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扦御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爲勇敢，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面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泄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她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藉以泄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爲教徒，據云這鐵證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麼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爲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爲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爲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蘊蓄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爲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爲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爲堅實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週刊第九期。

　　②G．Byron拜倫，參看本書《摩羅詩力說》第四、五節及注(24)。

　　③拜倫的肖像，指英國畫家菲力普斯（T．Phillips）所作的拜倫畫像。一九二四年四月《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四期《拜倫逝世百年紀念專號》曾予刊載。《小說月報》，一九一○年創刊於上海，一九二一年經過改革，成爲當時著名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主持的刊物。一九三二年停刊。

　　④《新羅馬傳奇》梁啓超根據自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改編的戲曲，其中並無拜倫詩的譯文。按梁啓超在他所作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第四回中，曾以戲曲的形式介紹過拜倫長詩《唐·璜》第三篇中的一節：“（沉醉東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Sappho，通譯薩福，約公元前六世紀時的希臘女詩人。日語譯音爲サツフオ“ツ”（音芷）在此處不讀音，“撒芷波”系梁啓超的誤譯。

　　⑤蘇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廣東中山人，文學家。二十歲時在惠州人寺爲僧，號曼殊。他曾用古體詩形式翻譯過拜倫的詩五篇：《星耶峯耶俱無生》一篇，收入一九○八年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文學因緣》；《贊大海》、《去國行》、《哀希臘》、《答美人贈束髮帶詩》四篇，收入一九○九年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拜倫詩選》。“寄彈箏人”，指《寄調箏人》，是蘇曼殊自作的情調頹廢的三首七言絕句，最早發表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南社》第三集，思想風格與所譯拜倫詩異趣。

　　⑥AdamMickiewicz密茨凱維支；PetofiSándor，裴多菲。參看本書《摩羅詩力說》第八、九節及有關注。

　　⑦釐沙路（J．Rizal，1861—1896）通譯黎薩，菲律賓作家，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一八九二年發起成立“菲律賓聯盟”，同年被捕；一八九六年第二次被捕後爲西班牙殖民政府殺害。著有長篇小說《不許犯我》、《起義者》等。他的絕命詩《我的最後的告別》，曾由梁啓超譯成中文，題作《墓中呼聲》。

　　⑧G．Hauptmann霍普德曼（1862—1946），德國劇作家。著有《織工》、《沉鍾》等。H．Sudermann，蘇德曼（1857—1928，德國作家。著有劇本《故鄉》、小說《憂愁夫人》等。Ibsen，易卜生。

　　⑨《揚州十日記》清代江都王秀楚著，記順治二年（1645）清兵攻入揚州時慘殺漢族人民的實況。

　　⑩《嘉定屠城記略》清代嘉定朱子素著，記順治二年清兵攻入嘉定時三次屠殺漢族人民的實況。

　　⑾《朱舜水集》朱之瑜著。朱之瑜（1600—1682），字魯嶼，號舜水，浙江餘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後據舟山抗清，力圖恢復，失敗後流亡日本，客死水戶。他的著作有日本稻葉巖吉編輯的《朱舜水全集》，一九一二年印行；國內有馬浮就稻葉本重訂的《舜水遺書》二十五卷，一九一三年印行。

　　⑿《張蒼水集》張煌言著。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南明抗清義軍領袖，文學家。他於清順治二年（1645）在浙東起兵抗清，奉魯王（朱以海）監國，兵敗後被俘，不屈而死。清末章太炎從鄞縣得《奇零草》抄本，上卷雜文，下卷古今體詩，改題《張蒼水集》印行。

　　⒀《黃蕭養回頭》以鼓吹反清革命爲主題的粵劇，署名新廣東武生著，原載於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梁啓超主編的《新小說》雜誌，後有上海廣智書局單行本。黃蕭養是明代正統末年廣東農民起義領袖，景泰元年（1450）在戰鬥中中箭犧牲。劇本內容是說黃帝命黃蕭養的靈魂投生，從事救國運動，使中國進入“富強之邦”。

　　⒁鄒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清末革命家。曾留學日本，積極參加反清鬥爭，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逮捕，判刑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於獄中。《革命軍》是鄒容宣傳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一九○三年作，共七章，約兩萬言，前有章炳麟的序和作者的自序。自序後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該書揭露了清政府的殊酷統治，提出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

　　⒂周召共和據《史記·周本紀》，西周時厲王無道，遭到國人反對，於三十七年（前841）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又據《竹書紀年》，周厲王出奔後，由共伯和（共國國君名）代行王政，號共和元年。

　　⒃黃興（1874—1916）字克強，湖南長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組織華興會，一九○五年參加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居協理地位。辛亥革命時任革命軍總司令，一九一二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總長。袁世凱竊國後，流亡日本，一九一六年在上海逝世。

　　⒄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惠帝建文時任侍講學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爲帝（即永樂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被滅十族，死者多達八百七十餘人。血跡石，相傳��fa�faеz�Pi(ga�fa��fa�的稱呼。按八旗是滿族的軍隊組織和戶口編制，後來一般稱滿族人爲旗人。

　　⒆“罪孽深重不自殞滅”宋代以來，一些人在父母死後印發的訃文中，常有“不孝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廷顯考（妣）”一類套語。

　　⒇宗社黨清朝貴族良粥、毓朗、鐵良等企圖保全清室政權於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一個反動組織。這些人曾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夏曆正月十九日）以“君主立憲維持會”的名義發表宣言，反對溥儀退位。民國成立後，他們潛伏天津、大連等地，在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下，進行復闢陰謀活動。一九一四年五月，曾和遺老勞乃宣、劉廷琛、宋育仁等勾結圖謀復辟；一九一七年七月，又和張勳、康有爲等勾結進行復闢，俱告失敗。

　　南北交惡指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七月所發生的袁世凱與南方國民黨討袁軍之間的戰爭。這次戰爭是由袁世凱以陰謀手段挑起的，目的是爲了消滅當時以孫中山爲首、以南力爲根據地的國民黨勢力。在戰爭前，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國民黨重要人物宋教仁於上海，並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積極準備戰爭；國民黨方面，原是對袁世凱妥協的，在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由日本回上海發動討袁的軍事行動。戰爭於七月開始，八月底討袁軍即告失敗。此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南北仍處於對立的局面。

　　(22)省界被利用段祺瑞在袁世凱失敗後出任國務總理時，爲了團結北洋系的武力，曾使徐樹錚策動各省區派代表到徐州開會，於一九一六年成立了所謂“省區聯合會”。這是北洋軍閥利用所謂省界聯合的手段以圖保存他們的封建割據的組織。與此同時，南方各省成立了聯合的“護國軍政府”。從此以後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之前，盤據南北各省的軍閥就常在聯合的名義下，實行以省爲單位的封建割據；而在利害衝突時，又進行相互之間的戰爭。

　　(23)合轍指異族統治者強制漢族人民遵從他們的制度和政策。轍，即軌道。古代車制，兩輪相距八尺，車行必與轍合。

　　(24)指當時東南大學教授吳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曾說：“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爲什麼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25)愛羅先珂（1889—1952）俄國詩人、童話作家。童年時因病雙目失明。曾先後到過日本、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參加“五一”遊行，六月間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輾轉來到中國，曾在北京大學、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一九二三年四月回國。他用世界語和日語寫作，魯迅曾譯過他的作品《桃色的雲》、《愛羅先珂童話集》。

　　(26)《讀賣新聞》日本報紙，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十一月在東京創刊，一九二四年改革後成爲全國性的大報。該報經常登載文藝作品及評論文章。

　　(27)江口渙（1887—1975）日本作家。作品有《火山下》、《一個女人的犯罪》等。他所作的關於愛羅先珂的文章，題名《憶愛羅先珂華西理君》，文中記述愛羅先珂在日本受迫害的經過。該文曾由魯迅譯載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晨報副刊》，現收入《魯迅譯文集》第十卷《譯叢補》。

　　(28)“毋友不如己者”語見《論語·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