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校裏也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雖說不到國內的報章刊物雜誌一切盡有，大概也有一二種；而辦學者雖說不到以全副力量在這裏辦學，總算得是出了一點狗力在這裏廝鬧。

　　有一天，一位同學要求圖書館主任訂購《莽原》，主任把這件事提交教授會議——或者是評議會，經神聖的教授會審查，說《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不能訂。然而主任敵不過那同學的要求，終究訂了。

　　我自從聽到《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以後，便細心的從第一期起，重行翻閱一回，始終一點兒證據也找不着。不知他們所說的根據在何處？——恐怕他們的見解獨到罷。這是要問你的一點。

　　因爲我喜歡看《莽原》，忽然聽到教授老爺們說它談社會主義，像我這樣的學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爲社會主義這四字是不好的名詞，像洪水猛獸的一般，——在他們看起來。因爲現在談社會主義的書，就像從前“有圖畫的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呵斥，甚而至於打手心”一樣。因爲恐怕他們禁止我讀我愛讀的《莽原》，而要我去讀“人之初性本善”，至於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這也是要問你的一點，要問你一個明白的一點。

　　有此兩點，所以要問你，因爲大學教授說的話，比較的真確——不是放屁，所以要問你，要問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談社會主義。

　　六，一，未名於武昌。

　　我並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別號，也不是像你們未名社沒有取名字的意義。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經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佈出來，那末他們教授老爺就要加害於我，所以不寫出來。因爲沒有寫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關於學生因爲投稿被教授謀害的事，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報副刊》發表《可怕與可殺》一文，指斥陳西瀅等把三一八慘案的責任“放在羣衆領袖的身上”。陳便利用北大英語系主任的職權，拒發英語翻譯本給董，使他得不到該課成績而影響畢業。董曾將此事經過告訴魯迅。

　　（３）指牛榮聲的《開倒車》一文，見《現代評論》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說：“即如現在急進派罵穩健派爲‘開倒車’，照他們的主張，必須把知識階級打倒，把一切社會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開倒車’。不過大家要細想：假設我們把知識階級完全打倒後一百年，世界成個什麼世界呢。”

　　（４）“心上有杞天之慮”這是楊蔭榆掉弄成語“杞人憂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見她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報》的《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