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新文学家，其实并不然。”
他说话的神气简直自认为莫须有先生的知己了，所以莫须有先生很不便表示意见，不能否认，亦不能承认，也只好自喜，喜于柳下惠之圣和而不同而已。余校长（校长姓余）之不喜欢新文学家——其实是不喜欢新文学，新文学家他在乡间还没有见过，无从不喜欢，在另一方面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倒是不喜欢新文学家，因为他认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与他有利害冲突，他以为黄梅县的青年不归扬则归墨，不从莫须有先生学白话文便从他读袁了凡《钢鉴》了。腐儒不喜欢新文学家，但他这样攻击莫须有先生：“我并不是不懂新文学，故我攻击他，冰心女士鲁迅文章我都读过，都是好的，但他能做什么文章呢？”这个他字是莫须有先生的代词。莫须有先生因此很动了公愤，他对于人无私怨，故是公愤。他以为读书人不应该这样卑鄙，攻击人不择手段。老秀才而攻击新文学可也，老秀才而说冰心女士鲁迅文章都是好的，是迎合青年心理也。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牠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枝。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余校长无意间向莫须有先生说的话情见乎辞，他同莫须有先生已经很有私交，所以不打官腔，若打官腔则应恭维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也。若是新文学家，则彼此不能在学校共事，不能有交谈之乐也。大约新文学家都不能深入民间，都摆架子。然而莫须有先生不能投朋友之所好，他是新文学家，因为他观察得余校长喜欢韩昌黎，新文学家即别无定义，如因反抗古文而便为新文学家，则莫须有先生自认为新文学家不讳。只要使得朋友知道韩昌黎不行便行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己不鼓吹自己是新文学家亦可。所以当下莫须有先生不否认不承认该校长的话，只是觉得自己在乡间很寂寞，同此人谈谈天也很快乐，自己亦不欲使人以不乐而已。慢慢地他说一句投机取巧的话：
“我生平很喜欢庾信。”
这一来表示他不是新文学家，因为他喜欢用典故的六朝文章。这一来于他的新文学定义完全无损，因为他认庾信的文学是新文学。而最要紧的，这一来他鄙弃韩昌黎，因为他崇拜庾信。而余校长不因此不乐。此人的兴趣颇广，鲍照庾信《水浒》《红楼》都可以一读，惟独对于新文学，凭良心说，不懂得。
莫须有先生又说一句投机的话：
“我喜欢庾信是从喜欢莎士比亚来的，我觉得庾信诗赋的表现方法同莎士比亚戏剧的表现方法是一样。”
余校长是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科出身，读英文的总承认莎士比亚，故莫须有先生说此投机的话。然而莫须有先生连忙举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弄得朋友将信将疑了。
“我是负责任的话，我的话一点也不错，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无论中国的庾子山，诗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于是世界便是题材，好比是各样花木，一碰到春天便开花了，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或者一叶落知天下秋。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辞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像。只要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旧材料的编造，便可以见我的话不错。中国诗人与英国诗人不同，正如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
人家听了他的话，虽然多不可解，但很为他的说话之诚所感动了，天下事大约是应该抱着谦虚态度，新奇之论或者是切实之言了。于是他乘虚而入，一针见血攻击韩昌黎：
“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
余校长不能答，他确实答不出韩文里有什么来。外国文章里，以余校长之所知，确实有材料。
“我知道你喜欢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这真是古今的笑话，这怎能算是一篇文章呢？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意思，只同唱旧戏一样装模作样。我更举一个例子你听，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胡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鸡鸣狗盗之士本来是鸡鸣狗盗之士，公子们家里所养的正是这些食客，你为什么认着一个‘士’字做文章呢？可见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你只是无病呻吟罢了。这样的文章都是学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那点儿小文章做的，须知司马迁每每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完一篇传记又再写一点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赞》便可知道，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写得很别致，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体也是司马迁创造的，正因为他的心里有文章。而韩愈王安石则是心里没有文章，学人家的形似摇头唱催眠调而已。我的话一点也不错。”
莫须有先生说完之后，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觉得他胜任愉快。但事实上这样的播种子一点效果也没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余校长到底有余校长之乐，其乐尚不在乎韩文，凡属抽象问题都与快乐无关，快乐还在乎贪瞋痴，有一天余校长当面向莫须有先生承认了，因为莫须有先生这样同他说：
“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甚宽容，方面也很广，但我所说的话对于你一点好处没有，你别有所乐。”
“是呀！你以为我所乐是什么？我还是喜欢钱！可笑我一生也总没有发财。”
言至此，说话人确是自恨没有发财，莫须有先生很为之同情了，然而莫须有先生说话的兴会忽然中断了。余校长又悔自己失言，一时便很懊丧，莫须有先生则又鼓起勇气，人生只贵学问，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过失都没有关系，不必掩盖，便这样提起他的兴会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快乐，喜欢算术难题。”
莫须有先生真个把他的乐处寻着了，于是他很是得意，这个快乐同爱钱财应该不同罢，是属于学问的，趣味的罢，总之是雅不是俗罢。而莫须有先生则又不然。莫须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乐我也想表示反对。我看见学校编级试验出的算术文字题都很难，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见学生算不对，先生便很高兴，证明这个题目真个是难。倘若学生做对了，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点失望，对不对？”
“是的，这个确有此情。”
“我认为这是先生教学上的大失败！倘若要我出算术题，我要忖度儿童心理，怎样他们便算得对，使他们能得到算对的欢喜。这样他们慢慢地都对了。先生则是教他们错，万一他们对了，又养成他们的好奇心，不是正当的理智的发展。再说算术文字题都与算术这个学科本身无关，完全是日常生活上的经验。算术本身只有加减乘除，亦即和差与倍，不论整数也好，小数也好，分数也好，原则一贯，而在小学生，整数的乘除他们能懂得，分数与小数的乘除每每发生疑惑。‘整数是积大商小，分数小数何以积小商大呢？’这是我自己做小学生时常发生的问题，因此应用分数乘除的文字题我总做不了，即做得了亦无非记得一个死法子而已，毫无意义。我想这是发展学生理智作用的最好的练习，当教师的要使得他们懂得加减乘除的原则是一贯的，如以1为本数，本数的2倍，3倍，4倍……写在左边，本数的1/2，1/3，1/4，……写在右边，知道本数求左右是用乘法，知道左右求本数是用除法，那么学生不容易懂得道理是一个吗？即是理智是一个。没有疑惑的地方。再说，我小时算年龄问题最令我糊涂，其实我想这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先问学生，知道二数的倍与差求二数应该用什么方法，学生一定答曰以倍之差除二数之差，那么年龄问题正是倍差算法，用事实告诉他们这里的差是一定的，今年之差与去年之差与明年之差是一个数目，于是学生懂得算术本来简单，把经验上的事实加进去乃有许多好玩的题目，所以数学简单得有趣，事实复杂得有趣。我觉得这样才算得算术教学，练习以简驭繁。若专门出难题目，便等于猜谜，与数学的意义恰恰相反。”
这一番话余校长甚为感动，他在学校里带了六年级算术功课，从此大大的采取莫须有先生的教法了，确是很收效果。同事中还有一位先生，也想在此留个纪念。这是教务主任汪先生，其人有读书人风度，平常不大言语，不轻易同人来往，但不拘谨，而幽默。有一回，黄梅县长来校视察，战时当县长的多是军人，加之这个县长为人能干，具戡乱之才，且有戡乱之事实，威风甚大，先声夺人，人人都怕他，余校长不知为什么也怕他了，其实大可不必，而校长怕他，因之做先生的有点为难，县太爷来了，学校空气紧张起来了，余校长首先自己发现学校门口墙壁上没有“国民公约”！这是临时补写不了的！看了余校长仓皇失措，汪主任也确是发愁道：
“这真是一个大缺憾，但不是污点，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话空气忽然缓和了，大家都笑了，莫须有先生实在佩服他的态度，渐近自然。
余校长等于发命令，又等于哀求，觉得要做到故有命令之意，恐怕做不到故有哀求之情，他请诸位先生出大门——大约要走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迎接县长。其时同人集于校政厅，将服从命令，将出校政厅，校长前行，已出门槛，汪主任次之，尚未出门槛，而汪主任忽然站在门槛以内，向校长道：
“教员等就在这里迎接县长可以。”
汪先生的话是来得那么自然，其态度是那么和平，而其面上的幽默之情近乎忧愁之色，使得余校长忽然自告奋勇，他一个人赶快迎接县长去了，留了诸位先生在校政厅。从此懦弱的余校长也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样，他同县太爷谈话旁若无人了。莫须有先生真真的佩服汪主任君子爱人以德，不陷朋友于不义。以后每逢跨这校政厅的门槛便感激汪先生，——感激者何？莫须有先生的传记里头没有迎接县长之污点也。两年之后，莫须有先生曾访汪先生于其家，至今尚记得那个招待的殷勤，汪先生亦曾在莫须有先生之家小酌，那时县中学恢复，余校长同莫须有先生都换到中学当教员去了，汪先生则由主任迁为金家寨小学校长。不久汪校长受了地方强豪的压迫，县政府将其校长撤职，因而忧愤成疾，战乱之中死于家，生后萧条，孤儿寡妇无以为生，莫须有先生每一念及为之凄然。
莫须有先生专任的功课是五六年级国语。照学校习惯，一门主科，是不够一个教师应教的钟点数目的，故于主科之外得任一门或两门辅科。在定功课的时候，不是汪教务主任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是余校长亲自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所以莫须有先生与汪先生相见甚晚，起初莫须有先生简直不知道学校有教务主任，以为诸事由校长一人包办。余校长替莫须有先生拟定的辅科是历史或地理，他以为这是决不成问题的，由文学家而照顾一下历史或地理有什么问题呢？太史公不就是文学家游过名山大川的吗？中国的历史不都是文学家做的吗？只不过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此时余校长尚未与莫须有先生认熟，故理想上以为如此）而逻辑上新文学家是文学家，故新文学家亦必担任历史或地理，总之余校长的意思以国文（他的国语的意思即国文）史地为一家子的事情，历任教员都是教国语兼教历史或地理，在定功课的时候他便这样同莫须有先生说明：
“我们想请先生教五六年级国语，另外教一班历史或地理。”
“历史地理我不能教。”
余校长听了这话，顿时感得新文学家真是名不虚传，即是说新文学家要摆架子，诸事要有否决权，不好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竟遭拒绝呢？后来莫须有先生却是替他解决了困难，因为自然一科诸教师都在谦逊之中，而莫须有先生肯担任了，他所不能教的历史地理旁人认为是一桩好交易，抢去了。这样功课表顺利地通过了，只是给余校长留了一个问号，“他肯教自然？”这个他字代表新文学家，即莫须有先生。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莫须有先生之为人余校长一天一天地认识了，他懂得莫须有先生肯担任自然之故，也懂得莫须有先生不能教历史地理之故，理由均甚正确，而且关系重大，关乎一个学问的前途，关乎国家的命运，简直使余校长感到惭愧，他深知自己是一个世俗之人了，对于真理是道听涂说态度，有时在莫须有先生面前学莫须有先生说话而已。
莫须有先生担任自然，因为他喜欢这门功课，即是喜欢常识。莫须有先生后来成为空前的一个大佛教徒，于儒家思想数学习惯而外便因为他喜欢常识。他喜欢常识是从他做中学生时候喜欢实验来的。他记得他旋转七色板因而呈现一个白色的轮子，在透镜的焦点上放着的纸片因而烧着了，轻养化合而成水，水分解仍是轻养，其他如观察动植物标本，对于他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产生了不可度量的影响。他常说，“人生如梦”，不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假的，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真的，正如深山回响同你亲口说话的声音一样是物理学的真实。镜花水月你以为是假的，其实镜花水月同你拿来有功用的火一样是光学上的焦点，为什么是假的呢？你认火是真的，故镜花水月是真的。世人不知道佛教的真实，佛教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不过这个相对论是说世界是相对的，有五官世界，亦有非五官世界，五官世界的真实都可以作其他世界真实的比喻，因为都是因果法则。而世人则是绝对观非相对观，是迷信非理性，因为他们只相信五官世界，只承认五官世界的事实。须知绝对的事实便非事实，据物理学不能有此事实。物理学不能有绝对的事实，即物理学不能成立，因为“物”字是绝对的。“物”字不能成立，则“心”字成立，因为必有事实，正如不是黑暗必是光明。“心”字成立，则不能以“生”为绝对，因为世人“生”的观念是“形”的观念。“形”灭而“心”不能说是没有。“心”不能说是没有，正如“梦”不能说是没有，“梦”只是没有“形”而已。那么“死”亦只是没有“形”而已。据莫须有先生的经验，学问之道最难的是知有心而不执着物。知有心便知死生是一物，这个物便是心。于是生的道理就是死的道理，而生的事实异于死的事实，正如梦的事实异于觉，而梦是事实。莫须有先生生平用功是克己复礼，而他做中学生的时候科学实验室的习惯使得他悟得宗教，即是世界是相对的。由相对自然懂得绝对，于是莫须有先生成为空前的大乘佛教徒了。但莫须有先生教小学生常识功课，决不是传教，他具有科学与艺术的修养，只有客观没有主观了。他认他是最好的小学自然教师，得暇自己到野外去替学生找标本，却是没有一个学生肯陪同莫须有先生去，有时纯同爸爸去。
莫须有先生不肯担任地理，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会绘图。
莫须有先生不肯担任历史，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的原故。历史无须乎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的本也正是历史，因为正是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的历史最难讲，当然要懂得科学方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哲学眼光。中国民族产生了儒家哲学，儒家哲学可以救世界，但不能救中国，因为其恶业普遍于家族社会，其善业反无益于世道人心。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但骥不是无力，是不称其力，儒家应以二帝三王为代表，最显明的例子莫如禹治水，禹治水以四海为壑，是何等力量！这个力量不以力称以德称。三代以下中国则无力可称，而其德乃表现在做奴隶方面。百姓奴于官，汉族奴于夷狄，这个奴隶性不是绝对的弱点，因为是求生存。夷狄征服中国之后，便来施行奴化教育，而中国民族从来没有奴化，有豪杰兴起，“黄帝子孙”最足以号召人心，以前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而夷狄也永远侵入中国！而夷狄之侵入中国是因为暴君来的，而暴君是儒家之徒拥护起来的，因为重君权。而暴民又正是暴君。于是中国之祸不在外患在内忧，中国国民不怕奴于夷狄，而确实是奴于政府。向夷狄求生存是生存，向政府求生存则永无民权。宋儒能懂得二帝三王的哲学，但他不能懂得二帝三王的事功，于是宋儒有功于哲学，有害于国家民族，说宋明以来中国的历史是宋儒制造的亦无不可。中国的命脉还存之于其民族精神，即求生存不做奴隶，如果说奴隶是官的奴隶不是异族的奴隶。宋儒是孔子的功臣，而他不知他迫害了这个民族精神。中国的历史都是歪曲的，歪曲的都是大家所承认的，故莫须有先生不敢为小学生讲历史，倒是喜欢向大学生讲宋儒的心性之学。
再说莫须有先生教国语。名义上莫须有先生教的是小学五六年级国语，应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实际上则是十五岁至二十岁的大孩子不等。这些大孩子大半是在私塾里读过《四书》同《诗经》《左传》的，同时读《论说文范》，买《鲁迅文选》《冰心文选》。其平日作文则莫须有先生偶尔抽出一李姓学生在私塾里的作文本一看，开首是一篇《张良辟谷论》，这个私塾的老师便是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要教这些小学生，大孩子，读国语，写国语，不是一件顺利的事，但莫须有先生他说他有把握。他把小学的国语课本从第一年级至第六年级统统搜集来一看，都是战前编的，教育部审定的，他甚是喜悦，这些课本都编的很好，社会真是进步了，女子的天足同小学生的课本是最明显的例子，就这两件事看，中国很有希望。这都是为都会上的小学生用的，对于乡村社会的小学生，对于金家寨的大孩子，则不适宜。此时，民国二十八年，教科书也没有得买，莫须有先生所搜集的都是荒货，于是莫须有先生不用教科书，由自己来选择教材了。这里莫须有先生想附带说一句话，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应该全盘西化的问题，莫须有先生认为是浅识之人的问题，而中国教国语的方法则完全应学西人之教其国语，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便是全盘西化。独是中学教科书又渐渐地走入《古文观止》的路上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莫须有先生因为教小学国语而参考到中学国文教科书，于是又受了一个大大的打击，觉得世事总不能让人满足了。他虽不以他所搜集的国语教科书做教材，他却把这些战前的教科书都保存起来，各书局出版的都有，各年级的也都有，他预备将来拿此来教纯了。莫须有先生如果有珍本书，这些教科书便是莫须有先生的珍本书。纯后来果然从一年级的猫狗读到三年级的瓦特四年级的哥伦布了，而日本乃投降。莫须有先生教金家寨的大孩子到底拿什么教呢？他教“人之初”，教“子曰学而”，教“关关睢〔雎〕鸠”。然而首先是来一个考试。这个考试是一场翻译，教学生翻译《论语》一章。莫须有先生用粉笔将这一章书写在黑板上：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大孩子们便一齐用黄梅县的方言质问莫须有先生，用国语替他们翻译出来是这样：
“先生，你写这个给我们看做什么呢？这是上论上面的，我们都读过。”
“你们都读过，你们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你们各人把这句话的意思用白话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我看。”
“这样做，为什么呢？有什么用处呢？”
“你们给我看，我给你们打分数。”
大孩子是私塾出身，向来虽爱好虚荣，却无所谓得失，现在听说“打分数”，仿佛知道这是法律的赏罚，不是道义的褒贬，一齐都噤若寒蝉，低头在纸上写了，有的瞪目四面望。这使得莫须有先生甚有感触，便是，人生在世善业与恶业很难分，换一句话说，中国的儒家有时是理想，而法家是事实，即如此时做教师的要答复学生的质问，以道理来答复是没有用的，“打分数”马上便镇压下去，天下太平了。而这一个效果，对于教育的根本意义，又算不算得效果呢？可笑的，莫须有先生一旦当权，也不知不觉地做起法家来了。
孩子们的试卷，莫须有先生一个一个的看了下去，给了他甚大的修养，想起孔子“学不厌诲不倦”以及“有教无类”的话，——孔子的这个精神，莫须有先生在故乡教学期间，分外地懂得，众生品类不齐，不厌不倦，正是“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了。有时又曰“后生可畏”，老则不足畏。由这些孩子们写在纸上的字句，使人想到有口能说话已是人类之可贵，何况文字呢？那么作文不能达意，同时无意可达，应不足异了。莫须有先生考虑到以后的教学方法，首先要他们有意思，即作文的内容；再要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一个句子”。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莫须有先生是最好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榜样，和颜悦色，低声下气，而胸中抱着一个整个的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空空如也，他以这个态度，把学生们的翻译卷一个一个的发下去了，告诉他们道：
“你们的卷子我都没有打分数，你们是第一回写白话，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句话，慢慢地我要教给你们，等你们进步之后，我再给你们定分数。昨天的试题应该这样做：孔子说道，‘谁说微生高直呢？有人向他讨一点儿醋，他自己家里没有，却要向他的邻家讨了来给人家。’”
莫须有先生把这句翻译在黑板上写了出来，班上有一个顶小的孩子发问道：
“先生，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我们做菜要用酱油醋的醋吗？”
“是的，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的书上都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话，好比你是我的学生，有人向你借东西，你有这个东西就借给人，没有便说没有，这是很坦直的，为什么一定要向邻人去借来给人呢？这不反而不坦直吗？你如这样做，我必告诉你不必如此。微生高大家都说是鲁国的直人，孔子不以为然，故批评他。”
“那么孔子的话我为什么都不懂呢？”
“我刚才讲的话你不是懂得吗？孔子的话你都懂得，你长大了更懂得，只是私塾教书的先生都不懂得。我教你们做这个翻译，还不是要你们懂孔子，是告诉你们作文要写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你们在私塾里所读的《论语》正是孔子同他的学生们平常说的话作的事，同我同你们在学校里说的话作的事一样。”
莫须有先生的门弟子当中大约也有犹大，这一番话怎么的拿出去向私塾先生告密了，一时舆论大哗，在县督学面前（县督学姓陶，恰好是金家寨附近的人）对莫须有先生大肆攻击。同时有些父老，他们是相信新教育的，失了好些期待心，也便是对于大学教员莫须有先生怀疑，孔子的书上难道真个讲酱油吗？
莫须有先生第一训练学生作文要写什么。第二，知道写什么，再训练怎么写，即是如何叫做一个句子。为得要使得学生知道如何叫做一个句子，莫须有先生在黑板上写三字经给他们看，问他们道：
“这是什么？”
“《三字经》。”
学生有点不屑于的神气。
“那里算做一句呢？”
“人之初。”
“不对，——我且问你们，‘子曰学而’算不算得一句呢？”
“子曰学而是一句。”
“不对，——‘子曰学而’怎么讲呢？凡属一句话总有一个完全的意思，好比你们喜欢在人家的背上写字，我亲自看见一个人写‘我是而子’，‘而子’虽然错写了，应该是‘儿子’，然而‘我是而子’四个字有一完全的意思，字写白了，意思不错。‘子曰学而’有什么意思呢？‘子曰’是‘孔子说’，‘学’就是求学，‘而’是‘而且’，那么‘子曰学而’如果是一句，岂不是‘孔子说求学而且’吗？所以‘子曰学而’决不是一句，只是乡下先生那么读罢了，要‘子曰学而时习之’才有意义可讲，是不是？”
“是，——先生，我知道，‘人之初’不能算一句，要‘人之初性本善’算一句。”
“是的。”
莫须有先生说着把那说话的学生一看，又是首先发问的那个顶小的孩子了。于是学生都改变了刚才不屑于《三字经》的神气，同辈中也有人听来津津有味了。
莫须有先生接着在黑板上写四个字——
关关雎鸠
连忙问他们道：
“这四个字你们读过吗？”
“读过，《诗经》第一句。”
“这四个字算得一句吗？”
学生都不敢回答了，都怕答错了。慢慢地那顶小的孩子道：
“先生，我说这四个字算得一句。”
莫须有先生连忙回答他道：
“我说这四个字算不得一句，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八个字才算一句。凡属一句话总有一个主词，一个谓语，好比‘我说话’是一句话，‘我’是主词，‘说话’是谓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主词，‘在河之洲’是谓语，意思是说有一雎鸠在河洲上，‘关关’则是形容那个雎鸠。故单有‘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话，必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才是一句话了。”
关于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的消息传布出去之后，社会上简直以为了不得，连一位不爱说话的秀才也坚决地表示反对了，他说，“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书，什么算一句书呢？世上没有这样不说理的事情！我不怕人！你去说，关关雎鸠是一句书！”秀才的话是向他的侄儿说的，他的侄儿在金家寨上学。莫须有先生不暇于同人争是非，倒是因为这个句子问题默默地感得三百篇文章好，即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一句，完全像外国句法，而人不觉其“欧化”！“在河之洲”四个字写得如何的没有障碍，清净自然了。而“关关雎鸠”这个主词来得非常之有场面似的。莫须有先生的城内之家，城外是一小河，是绿洲，那上面偶有小鸟，莫须有先生想极力描写一番，觉得很费气力了。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一句话，直胜过莫须有先生的一部杰作。秀才的话，殆亦螳臂当车耳。而最大的胜利自然还是学生的成绩，有一个学生，由小学生后来做了大学生，他说“有朋自远方来”这个句子写得别致；又有一个学生，也是由小学生后来做了大学生，他喜欢陶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都是受了莫须有先生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