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桐江第一章


  侨办的刺禾公路最后一班客车,抵达刺州终点站——南站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钟了。这次班车误点和往时很不一样,不是几小时,不是一天,而是四天。三月十六日从禾市发车,理应当天下午四时抵终点站,但十六日没到站,十七日也没到站,一直到十九日才到站,沿途又失去联络,因此引起多方面的猜测;当客车一进站,站上的气氛十分紧张,汽车公司派出“护路队”加强了对旅客的监视和检查。

  这班车的乘客也比往常为少,只有六个人。狼狈、困顿,如同惊弓之鸟,路上发生的事使这六位乘客肉颤心惊,犹有余悸。他们顺次下车,在站上接受比平时更为严峻烦琐的检查。临到快进城时,又被喝住,据说又要检查。这是一条十字大路口,从城市来的,从乡下来的,要进刺州城都必须经过它。

  十字路口设有一个大检查站,四周满是铁丝网、带有铁刺的木马,一条宽宽的大路只留下两个仅容一人的小通道,一进一出,互不干扰。把守这个检查站的是一排被本地人称为“湖南勇”的中央军。他们刀出鞘,枪上膛,加了双岗,如临大敌。

  这些旅客沿途以来受到不少教训,算是有些经验了,都自动乖巧地排成单行,小心翼翼地走到入口处,进入检查棚。那检查棚又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检查普通旅客的,一部分是进行特别检查的,只有一间小木屋,专对付那些“形迹可疑”的旅客。

  当这批旅客走进检查棚后,便有个身穿便衣,口衔烟卷,歪戴呢帽,敞开胸膛,露出匣子枪,手执马鞭,瞟着斗鸡眼的“大人物”。似要对这些“初入贵境”的旅客来个下马威,又像要显示到了这个地方都要看他的面色威风行事,“娘”声不绝地直骂人:“奶奶的,还不赶快把行李打开!”“奶奶的,还不把双手举起!”骂时手中马鞭直转,发出虎虎啸声。

  这一声势果然起了作用,使旅客大感惊慌,有人因之打开行李忘了举手,有人举了手又忘记打开行李,于是又是一顿臭骂:“奶奶的,你不想活啦!先解开行李后举手,懂得规矩不?”当客人按指示一一照办,他又借故骂人:“看你那慌慌张张、鬼鬼祟祟的样子,定不是个好东西!”但他对被检查的妇女却另有一副嘴面,见年轻貌美的就说下流话:“哎哟,大姑娘,打扮得这样漂亮,可真逗人呀,摸一下行吗?”说着果真就动手。窘得那些妇女直想钻地,他反而哈哈大笑,大为开心。

  旅客们在心里骂:真和北洋军阀一模一样。却又不敢得罪他,还得装笑面,老总长,老总短,尽在那儿说好话奉承,以求从速通过。

  在这六位旅客中,有一位妇女,二十七八年纪,镶着满口金牙。从打扮看,像是侨眷,从她遇事慌张、面红耳赤,又似从未出过远门。沿途以来,一闻风险就掉泪,埋怨丈夫不仁,不该让她一人回来。有人问她:丈夫是干什么的?便说是出洋的,刚从南洋回来,怕返乡被许天雄绑票,约她到禾市去团聚:“我返乡,他又出洋去啦。”

  在同行旅客中,有个石匠打扮的中年男子,见她旅途孤零,胆小惊慌,很是同情她。遇事照顾,叫她不要担忧。她见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也信任他,处处请教,跟他一起行动,看来就像一家人。

  当那女侨眷随同大家走进检查棚,检查站的那些湖南勇就都挤眉弄眼、垂涎欲滴了。那便衣汉子兀自不动声色,只对石匠表示“关心”。那石匠中等身材,腰粗臂壮,身穿一色深灰色短褂裤,腰缠淡蓝大方格子围带,脚上一双陈嘉庚公司球鞋,围腰分插两把打石铁锤,一只手挟着把半新油伞,一只手提着只蓝色土布包袱。神色镇定,仪态大方。那便衣汉子既不检查他的行李,又不搜他的身,只是双眼朝天,摇着手中马鞭,翘翘下巴,问他和那侨妇的关系。石匠只是微笑着回答并不惊慌:“在车上认识的。”便衣又问:“这样看来,你们是没有关系喽?”石匠重复:“在车上认识的。”便衣点点头忽又问:“那,你是干什么的?”说时又把他上下打量,“看你那刁样子,就像要去上梁山!”石匠只说声:“老总真会开玩笑。”就把一张硬卡片呈上,“石工,禾市工务局的工作证。”便衣连看也不看,一味追问:“为什么不在禾市干活,偏上这儿来?”石匠仍然是一团和气地答:“那儿马路开完,没多少活干,上这儿找活干。我这儿有工务局的介绍信。”说罢又交出一封信,那便衣见证件齐全,答话没漏洞,只得叫他站开一边,等候检查。

  说着,那便衣就一摇一摆地挨近那年轻侨妇,露出那贪馋下流的鬼面把她上下直打量,特别对她那饱满结实的胸膛感兴趣。那侨妇一见他模样,早已心慌,面红地垂着头。便衣却有意为难她:“把头抬起来!”他用力把那马鞭扬了一下。那侨妇更心慌了,只是不敢抬头。便衣冷笑一声伸手去挑她的下巴:“你怕什么,我叫你把头抬起来!”那侨妇又怕又羞,只是朝后退缩,便衣却一步步逼上,就像饿狼碰上小兔子一样。

  检查棚内呈现着极度紧张的气氛,有人从旁劝导着:“老总说的,你就照着做吧。”有人也说:“你这个人真是,别把大家都连累上。”石匠却鼓励她说:“嫂子,不用怕,我们都是善良小百姓!”

  那侨妇被逼得无地再退了,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便衣一时也下不了台,老羞成怒地说:“真他奶奶的坏人先告状,老子还没动手,你就先叫救命了。我看你定不是好东西,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说罢用马鞭朝特别检查室一指:“走!你怕,老子偏要仔仔细细地检查你一下!”那侨妇听说要搜身,一时惊魂失魄,返身就想走出检查棚,却被朝胸一把抓住:“我一眼就看中你了,走!”一直被拖进特别检查室,接着木门砰的一声关上,和外面隔离了,只听得那侨妇在哀声乞求:“老总,老总……”便衣却在号叫:“脱,快!”侨妇哀号着:“天呀……”又是一记清脆的耳光……

  到底要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走惯这条路的人心内是明白的,也叫作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但石匠却一直在惦念着这年轻妇女的命运,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要走过一关,接受一次麻烦的检查。一直到同行的人都被检查完了,一个不耐烦的检查员走近他:“为什么还不滚!”他才发现检查棚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指着特别检查室气愤地说:“我还要等我那位乡亲。”那检查员冷笑着,挥挥手:“滚你的,别给自己添麻烦!”

  这时几乎所有检查棚内的检查员都挤向特别检查室,要去“协同检查”,那检查员其所以饶过他这一关,显得那样的不耐烦,也和这件事有关。那石匠莫可奈何地提起包袱,愤恨地骂了声:“他妈的,禽兽!”


  石匠离开检查站,慢步地走向桐江大桥。

  走近桥头时,只见在一根电线杆上,挂有两个方形木匣,匣里各盛人头一颗,血肉模糊。电线杆下告示牌上,贴有告示一道,历数受难者“罪状”。据说他们都是危害民国的“罪犯”。再走不远又是一排告示,虽然旷日持久,字迹仍极清楚,告示上尽是勾红钩钩的人名,标示已有几十人因“勾结逆党”“危害民国”早被处决了。

  石匠虽是第一次来到刺州城,但他对这个有近二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并不陌生,临行前组织上对他介绍过,也读了许多有关资料。

  他知道:刺州是专区所在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发达,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侨汇集中,又有侨乡之称。他也知道,刺州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处在各方实力派混战之下。北伐前,为北洋军阀盘踞,苛政重税,民不聊生,因此北伐一声雷响,义军纷起,大股的攻城夺隘,小股的拦路截击。北洋军慑于革命声势不战而败,败走时沿途被袭,不上十天左右,整个专区二万多北洋军皆成义军刀下之鬼。有人传说,当北洋军败走时,连十岁八岁孩子也拿起菜刀、扁担到处追逐败兵、喊缴枪,大势所趋,兵败如山倒,这些乳臭小子居然也大有所获。

  北伐失败后,地主恶霸利用起义农民和流落民间的大量武装,成立“民军”。这些民军队伍极不统一,东一股,西一支,有三千人枪的自称司令,有五千人枪的号称军长。凭实力大小,盘踞地方,互不相让,且常为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

  人民受贪官污吏盘剥、战祸危害,无法生产,也难以生活,因此有机会出洋的,就出洋去了,一部分没机会出洋的就铤而走险,一时又成为匪盗世界,叫作盗匪如麻。

  一九三三年,刺州形势发生过一次大变化,一支邻省队伍开了进来,把民军挤走,统治了这地区。第二年,这支队伍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闹翻,宣布独立,另成立新政府。新政府刚一成立,立足未定,蒋介石一面抽调大军进攻,一面用高官厚禄,收买瓦解内部,新政府无法抵挡,反蒋起义遂告失败。

  蒋介石既已“敉平”这次“叛乱”,便派他的亲信大员周维国坐镇刺州,以遂他多年来心愿。

  这周维国是蒋介石派赴法西斯德国受训的少壮军官之一。出国前他就以对蒋忠诚、坚决反共为蒋赏识。学成返国,升迁极快,从上校而准将而少将,一帆风顺,即使蒋系军官前辈,也为之瞩目。

  周少年得志,跋扈横蛮,高傲自大,自封为“铁血将军”,手下人马号称“铁血军”。周又自称为反共专家,在手下拥有一支特别部队,叫蓝衣大队,自任大队长。这蓝衣大队成员不多,但都是校级以上军官,其中有革命叛徒、有不学无术的堕落文人、有流氓打手。专以对付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是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队伍。

  周之被任命为刺州专区专员、保安司令,固和刺州地位重要、形势复杂、与革命苏区毗邻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在最近一次参加“围剿”中,兵员减损惨重,亟须休整补充。

  周维国坐镇刺州,利用这支反共的特务队伍,破坏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并扬言要完全消灭这个已有多年基础的刺州地下党。这次特支被破坏情况的确严重,特支三个负责人,一叛变、一牺牲,地下党员被捕达一半以上,成为特支主力的赤色工会全垮。而周维国的白色恐怖则有加无已,受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所受压力极大,面临着更沉重的考验。


  像一道白虹铺在石匠面前的,是那横跨在桐江之上、号称有五里长的桐江大桥。刺州背山面海,桐江就像条锦带拦腰绕住,分隔了城乡。桐江水潮汐起落有定,潮来时,热浪滔天,汹涌澎湃,几乎要把这古城冲走。潮落后沿江两岸蚝田尽裸,清可见底,水流缓缓,绕城而过。潮来时凶暴如蛟龙,潮去时温驯如泥鳅,因此有人说:“激怒了刺州人,泥鳅也要变蛟龙!”

  石匠走在桐江大桥上,正是潮来时候,江面白浪滔滔,翻滚而来。他站在大桥上,纵目江面,船影消迹,交通断绝,似觉有巨物逐浪,原来却是鲨鱼群在江心翻滚跳跃。他在禾市居住多年,在禾市湾内也时有鲨鱼群出现,却无如此壮观。他住步观赏,心想:人云刺州有八景,这大概就是一景了!他续步桥心,桥头那端,城楼在望,他又想:这大概就是大南门!

  旅途没使他疲累,沿途景物也很动人,却无法掩盖他内心的焦急。组织上给他的指示是从十五号起至迟十八号,要赶到刺州接关系,而现在是十九号,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看来这儿情况很紧张,地下党的担子极为沉重。“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想。

  行期延误不能怪他,他是十六号动身的,原打算当天到达,可是旅途出了事故:客车遇到袭击,接连又有几座公路桥被焚毁。传说纷纷,有的说是红军游击队干的,有的说是许天雄股匪干的。桥梁被破坏,公路车就不得不在中途停站,因此耽搁了三天。

  他走过大桥,在进城门前,又遇到一次检查,但这次检查马虎得多,仅摸摸身就放过。一过城门,在他面前就出现一条宽敞新辟的大街,这条大街旧名南大街,新名叫作中山大街。看来开辟不久,路面刚在铺,两旁店铺有的已建造新楼,有的正在打地基,有的老房被拆,新房未建,张开个大口,极为难看。街上行人拥挤,大都是操外地口音的泥水工、石工、木工,他们都是建筑公司临时从外县招雇来的。他们吃无定处,居无定处,因此沿街小饭摊、骑楼、马路旁,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这时已入夜,地方不靖,大街两侧店铺一早就上了门板、锁上铁闸。

  石匠在入暮的大街上,怀着异乎寻常的心情,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暗自盘算:“该到哪儿歇脚?”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十字街口,正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叉口,他又想:“接关系的地点是在东大街,为什么不在东大街找个旅舍过夜?”

  东大街比起南大街又是一番情景。东大街的马路还没拆,仍然是一条古老、破旧、拥塞的旧街道。路面很窄,用青板石铺成,高低不平,又是阴暗、潮湿。两旁全是一些油、盐、酱、醋、瓷器、农具、小杂货等供应农村需要的小商铺。和南大街高楼大厦、钱庄、洋货绸缎庄,截然不同。据说住在东门外农村的农民都是些穷苦人,他们从祖宗时代起已习惯于一早挑着自己的农产品进城叫卖,换取所需的日常用品回去。

  东大街又是通省大道,来往行旅多,这些远方来客走进城门,刚好入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和吃。正如他在南大街所见的,这东大街大小店铺也是一入黄昏就上门。只有客栈、饮食铺一片繁闹。这条大街的特点是横巷多,每隔三几十步,就有一条横巷,巷口有木栏,栏上挂有大小灯笼十来盏,上书第×巷有某某高等客栈、高等旅舍,欢迎投宿。入夜以后灯笼齐明,煞是美观。

  石匠从南大街转向东大街,要经过衙门口。那儿有一个大衙门和一座钟鼓楼。那衙门就是刺州专区专员公署,同时又是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周维国就住在这儿。这专署是全城最大的建筑物,正面是三层楼高的白色洋灰牌楼,高悬“以党治国”四个蓝色大字,两侧是二层楼高的高墙,墙外围以蓝漆铁栏杆。巍然屹立,予人一种威迫感觉。

  对着衙门的正面大门,有一道粉白高墙,墙上用蓝色大字写着“十杀令”。所谓十杀令即:凡所谓“参加共匪者”“私通共匪者”“窝藏共匪者”“明知故犯者”……皆“杀无赦”!在高墙下排列有木笼多具,这种木笼又名站笼,受害者被反绑着双手闭于站笼中,仅留头部在笼顶,笼顶有夹板,板中开洞,刚好夹住受害者颈部。据说凡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被枭首示众之前先要进站笼示众三天。这种野蛮刑具在这儿原没人看过,从周维国来后才被推出使用,而且件数日有增加。那石匠偷偷一数,一共排列了八具。

  走过钟鼓楼就是东大街。石匠一进街就开始注意挂在木栏上的灯笼。由于外县赤贫农民大量涌进刺州找寻生计,各建筑公司招工头适应需要又都在各客栈内分设招工处。因此各家客栈一早都宣告“客满”“恕不招待”“明日请早”。石匠费了好些周折,才在一条叫第一巷的横街,找到一家自称为“高等旅舍”、实际却比普通客栈简陋得多的旅店。他一进门,女店主就声明:“床位没有,只剩下一间高等房间。”石匠心内明白:原来如此,不然也早挂上“客满”啦。他说:“只要有个地方过夜就行,管它是不是床位!”

  办完登记手续,净了手面,石匠出去接关系。女店主满意地在旅舍门口挂上“客满”,正在柜台上督促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抄旅客日报表,以便送派出所备查。看见石匠要出门,便警告着说:“先生初来敝境,不了解情况,我现在就告诉您几条规定,免得自讨麻烦。我们这儿,九点戒严,十点查房。地方不太平,早出早回。”石匠谢过说:“我一会儿就回!”便走出第一巷。

  街上相当热闹,经济饭店、小饮食摊到处挤满狼吞虎咽的人,几乎全是外地口音。石匠找到一家卖鱼丸肉粽摊子的,叫了一碗鱼丸、一只肉粽,边吃边和摊主聊天。他故意问:“老板,现在离戒严时间还有多久?”摊主道:“还早哩,有一小时。”石匠又问:“时间不多哪,你这些货卖得完?”摊主满腹牢骚地说:“没有办法,地方不太平呀,闹土匪又闹共产……”石匠问:“四乡不太平是没军队,你们这儿有中央军。”

  摊主苦笑着:“先生刚到敝境的吧?四乡闹的是土匪,我们城里闹的却是共产。前些日子保安司令部抓了好多人,又杀了一批,衙门口的站笼都装满了,说在牢里还有一大批。”他四面张望一会儿又低低地问:“先生是从省城来的?听说你们那儿也到了红军,连省城也破啦?”石匠道:“我也听说过。”摊主唉声叹气地说:“你打我,我打你,没个完,只苦了我们小百姓。从前我们这儿驻的是民军,三天换一个司令,五天换个专员。后来来了××军,住不了多久又闹反,说是反对蒋介石,成立什么人民政府。蒋介石派来飞机一炸,不上十天半个月又垮啦。现在又来了中央军,日子更难过,天天在闹杀人,说是杀共产党,天知道哪来这许多共产党,越杀城里共产党越多。乡下比城里更糟,说是人人皆匪,乡里老大三番四次地来请,中央军怕吃亏,只是拖,不敢出去。”说着,又频频摇头。

  石匠付了钱,问:“老板,找十八号门牌往哪头走?”摊主道:“往前走,再过十家八家就是。”石匠谢过他的指点,慢步走去,不久果然看到十八号门牌。那是一间小杂货铺,铺门紧闭,只有一线灯光从门缝漏出。石匠左右顾盼似无可疑的人跟踪,便上前敲门。

  门开了,一个十六七岁,平头、圆面、大眼的少年人伸着半边脸出来问:“找谁?”石匠和气地说:“打扰。有香烟卖吗?”少年机警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说:“关铺啦,明早来吧。”石匠道:“请通融一下,我是从外地来的,买了就走。”少年人问:“要什么牌的?”石匠道:“红锡包!”说时,把语调特别加重。少年人道:“有,请进!”

  这家杂货铺规模不大,但吃的用的东西都卖,自然也卖香烟。石匠接过一包红锡包,索性坐下借火柴抽烟,少年人在一旁眼瞪瞪地注视着他。石匠问:“生意还好?”少年人答:“过得去。”石匠边抽着烟,边又自言自语地说:“是非常时期,交通真不便。从禾市到这儿,平时半天路程可到,这次却走了四天。”少年人还是不露声色:“先生是刚从禾市来的?”石匠道:“是呀,十六号那天动身的。”少年人又问:“先生尊姓呀?”石匠道:“老黄。”那少年人心跳着:对啦,是他!却又故意问道:“先生是来找活干的吧?”老黄微笑着说:“找亲戚来的。我有个表弟叫德昌,就住在这儿。”少年人问:“已找到令戚?”老黄摇摇头:“是今天下午才到,地生人不熟,现暂在第一巷德记旅舍住,打算明天找他。”说着,起身告辞。


  这少年叫林志强,是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在组织内部都叫他小林。他利用伯父开的这家小杂货铺,担任特支对外的联络工作。从上级把接待一位来自禾市同志的任务交给他后,他就不分日夜守在这间铺子里,等待那位同志。他从十五号守到十八号,一直没有人来找他联系,他耐心地再等待着,十八号过去了,十九号又来了,还是没有人来,他真焦急!想不到这时却有一位自称老黄的人找上门来。暗号是对的,可是他不能就这样按下,组织上告诉他:把对方样子、联络地点记下,转达就行了。因此当那自称老黄的人走后,他就匆匆地从后门转出去,赶到第二巷进士第找德昌同志。

  进士第是本城蔡家所有,宅主在晚清时候当过进士,人称为蔡进士。虽已事隔几十年,蔡家的家境也没落得差不多了,但人们对这巨大宅院还怀有几分敬意。蔡家人沾了祖先的光,在地方上也还受到尊敬。宅院很大,花园亭榭样样俱全,虽年久失修,三进大屋已倒塌一进,花园也变成菜地,外表仍然是金字横匾,朱漆大门。

  小林一口气走过第一巷转进第二巷,敲进士第大门。不久,就有一个老妈子带着一个十一二岁小男孩来开门。这一家人和他原来都是熟识的,那小男孩一见他更是活跃,说:“姊姊在书房。”说着返身就赶进内屋报信。小林低声问老妈子:“陈妈,林先生还没走?”陈妈道:“还和小姐在书房谈着哩。”

  小林是进士第的常客,大屋里有几条路、几间屋、几块砖石,他闭上眼也数得出。没等陈妈带路他就拽开步一直摸进去,通过一条露天甬道、一道拱门,转过几个弯,又进两个拱门,才到一个大天井。这天井一边是白梅,一边是黄桂,有两个半人高的绿色琉璃金鱼缸、几十盆兰花。正面是个古香古色雕花镂木的大厅,两侧各有厢房一间,一间充当书房,一间是客房。书房门垂着竹帘,帘缝里漏出灯光,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一张云石圆桌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年约三十,高身材,西装头,穿黄咔叽学生制服的男子。另一个和那男的差不多年纪,中等身材,短发,白上衣黑短裙,观音面,柳叶眉,杏仁眼,长相非常清秀的女人。那男的就是周维国悬赏要抓的德昌,但他常用的名字却是林天成,同志们习惯地叫他大林。那女的是这座宅院的主人,姓蔡名玉华,同志们习惯地叫她作女蔡。

  大林从上次特支被破坏后,一直在这儿躲藏着,有时情况太紧了才下乡。但城里事情多,离不开他,三几天后又回来。这次他进城来接关系已有五六天了,从接到上级通知后,他一直住在玉华家。可是事情很出他意外,白白地看见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预定时间已满,但关系还没到:“是不是又出事故?”在这样非常时期,什么事不能发生?他非常焦急不安,甚至于打算明天一早就离开。玉华却主张他多住两天:“在我们这儿,凭大门口那块金字招牌,不会有人注意。”

  正在这时,玉华的弟弟小冬直嚷进来:“姐姐,小林来了。”大林心想:“这个时候小林还赶来,该不会是……”正想着小林已掀开竹帘进来,心情亢奋面色发红,一见面就说:“大林,那个人到啦。”大林对玉华丢了个眼色,玉华便对小冬说:“小冬,你看什么时候啦,还不上床睡觉去。”小冬很不服气,顽强地抗议道:“每次小林来,你就叫我走,我不干!”小林忙过去安慰他:“小冬乖,听姊姊话,明天我给你做飞机。”玉华也道:“小林已答应啦,该高兴了吧,走,我陪你去。”她把小冬从书房拉走。

  大林叫小林坐,问他有什么情况。小林把刚才所见的都汇报了。大林却在关心另一问题:“你对他暴露过自己身份?”小林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会那样傻。”大林点头称许道:“这就对。”小林更得意了,喋喋地说:“你叫我提高警惕,我对人就不大敢信任哩。”一会儿又问:“我明天把他带来见你?”大林没有搭腔,只在书房里,伸着长腿来回走动。这是他多年来的老习惯,当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时,他就慢慢地来回走动,他习惯于走着思考问题,而不愿意坐着思考。

  他这时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级派来的人,不在约定期间内到达?从禾市到刺州相距一百多里,交通方便,行期改变了,另行通知也还来得及,为什么超过最迟的期限,上级又没有新的通知?仅仅为交通发生阻碍,还是另有原因?从上次特支被破坏,姓刘的叛变,陈鸿牺牲,整个赤色工会垮台,他对这个地区的新情况,对工作的艰苦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敌人是强大、凶狠而又狡猾的!”他想。情况变了,应该允许大胆怀疑,会不会是老黄在路上出了事,有人冒他的名来?有一个姓刘的已使我们够惨,不能再有一个姓刘的!……

  时间迅速地过去,离戒严时间越来越近,而他还在无休止地迈步。小林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内心焦急,却又不知该不该提问。大林在继续考虑:如果不接,老黄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因公路桥被破坏,耽搁了行期,一个负责同志,又是外地人,地生人不熟,没有群众关系,找不到党,白色恐怖又是这样厉害,万一……他又如何能负责,对得起上级和老黄同志?

  玉华把小冬交给她母亲,又回来。她从大林那副阴沉忧虑的面色,看出问题还没解决。低声问小林:“快到戒严时间了,你还不走?”小林也低低回答她:“问题还没解决啦。”大林忽然面对玉华:“玉华,你在第一巷那家德记旅舍有没熟人?”玉华沉思半晌:“有事吗?”大林道:“我想了解一个人,他就住在那儿。”玉华道:“店主是个寡妇,女儿在我们学校读初中一,算来也是我的学生家长。”小林问:“想了解那儿一位住客,你有什么办法?”玉华道:“我可以去找我的学生。”于是,大林下了决心,对小林叮嘱:“估计那个人明天还会到你那儿,你对他暂不表示什么。”小林起身,大林又加上一句:“路上小心。”玉华送走小林,回来后问大林:“明早不走了吧?”大林道:“看来走不了,坐下,我们谈谈你明天去了解些什么。”


  大林和玉华是两个亲密的同志又是爱人,他们在禾市大学求学时,曾一起工作过,××军组织新政府时,大林奉派来刺州工作,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一直在一起,又有情感上的联系,从工作关系来说,大林领导了她,从私人关系说,又是一对情人。因此大林在这个破落的进士家庭中,在这座古老的宅院里,地位也比较的特殊。

  大林是惠县一个石匠的独生子。

  他一家三代都是石匠。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石匠。他们的手艺扬名全省。他祖父雕石龙,他父亲刻石狮子,是全省数一数二的能手。豪富人家举凡盖宅院、修墓地,都要从老远地方把他们请来,更有些华侨资本家,从海外寄信寄钱来定制林氏雕品,由海道运出国去。

  但这名闻全省的石雕艺人,家境并不比一个普通石匠好。他们一生精力都用在为地主、官僚建造高楼大厦、陵园墓地,细心地把一块块从荒山上开下的青石,雕成生动瑰丽的龙、凤、狮子、麒麟、梁山好汉,供人清赏,自己住的却还是败瓦泥墙的破屋,吃的还是三餐番薯稀粥。为生计,终年不得不离乡背井,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豪富东家到另一豪富东家。

  老石匠用简单工具雕琢了一辈子石头,双眼昏花了,背脊弯曲了,手脚也不灵活了,还得在石头上做功夫。他祖父直到闭上眼那一天还在问:“我那条龙还缺了个爪子没雕好,怎么对东家交代?”因此,当大林将近长大成人时,他父亲就下了决心不让他再做石匠。他对大林说:“天成呀天成,即使我一天只喝一顿稀粥,也不能让你再当石匠。我一定要栽培你读书成器,出人头地!”因此,这门家传手艺到大林这一代就断了。

  大林从小就聪明懂事,眼见家境凄凉,又深受他父亲“读书成器”的影响,也决心做个出人头地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从小学读起一直读到高中,成绩都是优等的,在头三名中。但到了初中快毕业时,他父亲双目失明,不能劳动,断了生计,只靠一些徒弟周济过日,对他的供给自然也不能继续。但他还是决心继续求学,从进高中起就是工读生。

  就在他进高中时,接受了一些进步书刊所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领会到勤工苦读也不是解决广大人民贫穷的道路。要闹革命、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才是唯一的正确道路。因此,他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加入了CY(共青团),后来又入了党。入党后他没有离开学校,还在禾市大学读书。不过,他这时进大学已不是为个人找出路,而是在党的安排下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禾市大学的阶级斗争很尖锐,以地方实力派为背景的学校当局,对这样的局势采取了“学术重地,不问政治”的态度,提倡读书救国。但左派学生实力强大,且在学校中占有一定阵地,右派学生也不弱,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后来“蓝衣社”插入,右派实力增加,强制学校当局对左派学生采取行动,提出一批黑名单要学校开除,学校当局还是采取“不介入”政策,不敢接受,蓝衣社遂采取恐怖行动,因而打人、绑架时有发生。

  左派学生不甘示弱,也进行报复,凡是右派学生有集会,左派学生就去扔石头,捣乱会场。发展到最后,一个蓝衣社头子突然失踪了,风传在那蓝衣社头子失踪前,大林曾去找他,并和他在海边沙滩上散步。事隔多日,那蓝衣社头子的尸体才被人发现,在海上漂流,胸口插着七寸长的一把匕首。

  事情已发展到这地步,学校当局不能不报案,当有一队民军开来学校驻防,全校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在一个暗淡的夜晚,成为左翼学生运动中骨干分子之一的蔡玉华,忽然被人叫醒。她起身问:“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匆促而又低沉:“玉华,是我。”门开了,进来的是大林。大林比玉华高一班,他们在禾市大学共同工作已有两年了。

  大林的出现完全出乎玉华的意外,她又惊又喜地问:“为什么还不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你!”大林却镇定地回答:“我还没交代工作,怎能就走。”他把当前的形势对她介绍一遍,又说:“组织上已决定把我调开,这儿的工作交给你负责。”

  玉华对这个决定没有意见,她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在动手前,他们一起讨论过,做过决定。但十分关心他的行止,她问:“你要离开禾市吗?”大林微笑着:“还不知道。”玉华有几分激动,又问:“我们能够再见面吗?”大林还是那副乐观坚定的笑容:“我们一定能够再见!”周围的环境是不好的,大林得从速离开,他没有说别的话,把工作交代完了就匆匆离去。

  从此,玉华代替了大林在禾市大学的工作。

  说起蔡玉华,她是刺州人,她的高中学业是在刺州立明高中完成的。当她还在高中读书时,在刺州知识界就很有名气。不仅因为她长得端庄、秀丽,被称为“校花”,而且很有写作才能。在刺州报上,经常发表她清丽抒情的散文,为青年知识界所崇拜。她算是出身“名门”,祖父是晚清进士,伯父是留日学生,老同盟会员,追随过孙中山,是国民党元老,又是现任监察院委员,人皆称之为蔡监察。父亲算是最无出息,读了一辈子书,却不曾出去做过事,靠祖遗产业,株守过日,自称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悒悒地过了五十个年头,丢下一妻一女一子与世长辞。在她父亲临终前,他们的家业已变卖殆尽,只剩下这所进士第和东大街几间铺面,收铺租度日。

  蔡玉华从小追随父亲,熟读诗书,玩弄文墨,却也沾染她父亲高傲自负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在中学时代就不知有多少人追求过她,豪富人家也纷纷派人说媒求亲。但她却瞧不起那些“家有几文臭钱,而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至于普通人家,也因为话不投机一律拒绝。因此很受攻击,有人说她是虚无主义者,主张独身主义,有人又说她在闹同性爱。而她对这些毁谤,均一笑置之,不与理论。高中毕业后,她到禾市升大学,那儿是个通商口岸,现代化城市,政治空气与刺州这一守旧落后的古城自不相同。当禾市大学地下党大活跃时,她因为不畏权贵、黑暗,敢说敢为,受到地下党注意,先被吸收入反帝大同盟,后又入党。

  大林离开禾市大学后,曾发生过一次大逮捕,但有关人士早已离开,没什么损失,玉华在市委领导下也及时把工作方法改变,她把组织巧妙地伪装起来,成立“禾大文学研究社”,出版一份《禾岛》文艺月刊,由她出面主编。这份月刊虽只出版了三期,却很有影响,特别是她写的几篇散文,被报界捧为“具有全国水平”。

  蔡玉华大学毕业后,被她母亲一封电报追回刺州。她母亲正看中一门门当户对的人家,要她结婚,便以“母病速归”的电报,把她骗回家。但她却坚决拒绝这门婚事,她母亲说:“你不结婚,也不能再回禾市,亲老弟幼,家中无人照顾。”在家告养的蔡监察也说:“你已大学毕业了,就没有理由再留在禾市。想找事干,我替你在中学谋一份书教。”凭那老监察一封信,她便在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员。她的组织关系由禾市转到刺州特支,由陈鸿直接联系并分配她负责互济会工作。

  她和大林的联系从那次分手后一直没有接上,书信也不通,但感情却没有断。三年来的恋爱生活给他们在感情生活中,打下很牢固基础。只是不知道今后前途如何。她近三十了,他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和她在一起,也不便通信。在更深夜静,对着春风秋月,有时想起这些,不无有些愁怀,却从不对人吐露。

  回到刺州约过一年,刺州局势大变,许久没见面的陈鸿突然来通知她:上级派了个新同志来,特支已决定把她的关系从他手中交出去,由那位同志负责。她不知道代替陈鸿来领导她的是什么人,一直在等待。一天,陈妈突然把一个人带进进士第,玉华先是吃惊,而后却忍不住兴奋地叫起来。

  大林还是那样冷静而亲切,他微笑着说:“没有想到吧?”玉华道:“做梦也不会想到。”大林幽默地说:“这不是叫分久必合吗?”两人同时大笑。

  这一笑把玉华娘惊动了,她从内屋赶出来,遇到陈妈就问:“是什么使玉华这样高兴?”陈妈道:“是小姐来了朋友所以高兴。”玉华娘问:“是男的还是女的?”陈妈笑道:“是个男的,长得可俊俏。”

  玉华把大林介绍给她娘,玉华娘把大林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恍然大悟了:“原来她早有对象,怪不得一点不急。”从此,玉华娘、陈妈就把大林当作未来的姑爷看待。

  久别重逢,两人分外地亲热,感情联系又接上了,却很少谈到公开结合问题。新出现的形势、复杂多变的政局,使他们都无法来考虑个人的事情。玉华只要求能再和大林在一起也就满足了,大林却把她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她那儿。


  老黄回到德记旅舍,女店主在账房前闲坐,一见面就说:“你这客人守时。”老黄以正经事已办过,安了心,有意找她闲聊,顺手拖过一只竹靠椅,和她面对面坐着,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谁个出门人愿意有好好床铺不睡,却到派出所去喂蚊虫。”女店主这下可乐开啦,她拍着大腿说:“你先生,真有见识。出门人就要这样:入境问俗,不吃亏为上。有些客人偏不听话,过了戒严时间还在外头瞎撞,叫派出所扣留就请店主想办法。店主就只知道租房要钱,有什么权势?还不是自己花钱,白倒霉!”老黄乘机问:“这儿旅客常常被扣?”女店主满腹牢骚地说:“可是常事,一过戒严时间,巡逻队就满街跑,这些人呀我叫他无事找事干,成串成串地乱抓人,名义叫作搜查共产党,哪来这许多共产党?还不是为了个钱字。”

  老黄默默地抽着烟卷说:“老板娘是说他们利用搜共产党名义来勒索?”女店主道:“你先生,真有见识,这儿的事就是这样。我也是听说,真共产党可厉害呢,那样容易抓到?说他们都有三头六臂,厉害得很呀!还不是那些出不起钱买官府人情的穷人倒霉。不过,你先生放心,我们这家高等旅舍信用好,别的客栈常常出事,我们这儿倒没发生过。出了信用哩,就说房钱收高点,客人也乐意来住。”

  老黄有意称赞她:“是老板娘有办法,便利了大家,以后我可要多替你宣传。”女店主这下更乐啦,又是拍腿,又是大笑:“你先生,真有见识,看的可准!其实我这个寡老太婆有什么好办法,还不是那句老话,叫作朝中有人好做官。吃我们这行饭的,在派出所里没有几条内线还行?你说他们上上下下哪个不吃过我的人情钱?”老黄坐了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

  宽衣上床后,老黄把正经事办完了,虽然比较地放心,由于一天奔波劳累,也由于沿途所见所闻,特别给他印象深刻,他反复地在想:劫车、烧桥、有关许天雄传奇式的传闻、检查站、年轻侨妇、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的人头、站笼、十杀令,还有那善良健谈的女店主……

  老黄在禾市工作也有好几年了,他所碰到的困难不少,却没有像他现在所遇到的这样复杂。

  他原是长汀人,出身自一个贫农家庭,当过牧牛童,又当过铁匠。当年家乡在共产党领导下闹武装起义,他不但是这些正义行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组织者之一。斗地主、打土豪、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哪件他不是站在群众前头?省苏维埃成立后他成了干部。党为了培养他,曾把他调到党校受训,受训完毕,苏维埃政权在扩大,他又被派到邻县红白区工作。当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党又把他派到白区工作,先在章县,后又调到禾市任市委委员。

  他在禾市有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那就是当马路工人,因此大家又叫他“马路黄”。老黄领导过禾市马路工人罢过工,反对过工贼,争取改善待遇,很有威信,受工人热爱,工作有成绩,党也很重视他,而他总觉得工作没做好,多次表示要到更困难的地区去工作。有一天,市委书记果然亲自去找他,并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地区的组织被破坏,急需派一位得力干部去整顿,开展工作。市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你有农村工作经验,有武装斗争经验,又有城市工作经验。在那个新地区,你这三方面经验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决定派你去。”老黄对组织分配从来不讨价还价,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也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给他办理移交、了解新地区情况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十天。他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之后,最后接受了市委的工作指示,领取了路费,便动身……

  正想到这儿,忽听到门外人声嘈杂。女店主似在对客人打招呼,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又似对查夜人表示不满,用破锣似的嗓子说:“要查夜吗,你们查吧,我们这儿住的全是些身家清白的客人!”一声查夜,整座旅舍已翻了天,旅客纷纷起身,房门反复开关碰击,查夜的在厉声镇压:“不许乱走乱动!”女店主也在反复打招呼:“各位镇静,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例行公事!”

  老黄早有准备,一听查夜,不慌不忙地起身,在板床上坐着,点上油灯,不久,果有杂沓脚步声走进隔房,有人厉声喝问:“干什么?”答话的人声调低沉,听不清楚。“有证件没有?”答话的人又说了几句什么,也不大清楚,一个清晰的声音,听来是一记耳光:“没有证件?不是好人,给我带走!”有拖拉声、哀求声,夹杂着“妈妈”声。老黄警惕地想:情形不对呀,和老板娘说的不大一样。好在他证件齐全,也不大在乎。

  一会儿,查夜人就挨到他房间,房门虽已打开,那些像乌鸦一样的警察人员,还是作威作福地,用足踢门,持着枪,拿着麻绳,凶神恶煞地冲进来。在巡官后面跟着那面色难看手提马灯的女店主。老黄早把证件拿着说:“我有禾市工务局证件,请长官过目。”那巡官连看也不看,却连珠炮似的对他提出一大串问题:“干什么来这儿?有没有亲人?有谁给你担保?什么也没有?可疑,给我搜身!”当即有人上前搜身:“报告长官,有三十块大龙洋。”

  那巡官把钱接过手,皱起眉头,频频摇首:“你是一个普通打石工人,哪来这样多现洋?是偷来的?抢来的?可疑,给我带走!”当即有人动手来拉,老黄却镇定地说:“要上公安局问话,我跟你们去,何必拖拖拉拉!”那巡官关心的却是那白晃晃的银圆,顺手把它往口袋里一放:“我带去当证物。”早已转眼不见人了。

  老黄被拖拖拉拉地拥出德记门口,早有十来个同命人被扣在那儿,警察想找外快,一迭声地叫要上绑,当即有人抗议:“又不是强盗,为什么要上绑?”熟识行情的就自动孝敬些什么,那警察索性就做起公开交易来:“不绑也可以,照这位先生的样子。”说着,高高竖起一个指头,有人给了,有人给不起请包涵,轮到老黄,他苦笑着说:“请你们向巡官先生去要吧,我是一个子也拿不出来了。”有人低低问他:“全搜走啦?”老黄点头,警察又是一阵臭骂。

  不久,那巡官出来,后面跟着女店主,她牢骚满腹地说:“你明明是在拆我的台,坏我信用。这几个客人有哪点不合你规定的?要证件有证件,来龙去脉也是一清二楚,连钱多几个也算犯法?”那巡官也有理由,他说:“对德记我无二话,你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上头交下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呀!说实在话,我们那新所长是花了大把龙洋才上任的。”女店主道:“我知道他,要捞本……”又转向大家:“大家放心,住我的客栈,就是我的人,天大的事我担当!”又似在壮大家胆子,表示她内心的不满:“我开了二十多年客栈,没住过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出过一件事,几任派出所所长都当面称赞过我,只有这个新所长有意为难人。我陪大家去理会。”她对巡官说:“走!我找你们新所长理会去!”

  派出所设在一所旧庙宇里,进了衙门就是一片广场。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从各客栈拉来的人,看来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专为对付哪一家。各客栈主也都跟来,他们一见面就互打招呼,互问这次被拉来多少。看来,他们在这儿碰头也不止这一次。女店主的嗓子特别高,她满腹牢骚地对其他店主说:“人事钱我哪个月缺过?上面的香我烧了,下面的香我也烧,上上下下缺过哪个人情?就算换了新所长,有话说也得先打个招呼,不该就这样拆我的台!”有人劝她冷静点:“又不光拉你家的人。”有人却调皮地说:“烧香要看菩萨,你过去烧的现在都变成过气菩萨,不灵哩,要烧新菩萨的香!”一阵议论,把这些店主吸在一堆。

  新所长到任虽有三天,但还没有人到他那儿去烧香,他急了,就来这一手,以免三个月期满,血本全亏!搜刮的好办法是大检查。既可表示办事认真负责,又可以增加一笔收入。这时,他正安坐在所长室等待着“财神”到来。派到各方面去执行任务的都回来了,一听完汇报,他就满意地摸起八字胡,表示要亲自来审理这些案件。

  首先被推进门的是一个私娼和一个嫖客,这所长一见那嫖客就大大恼怒,拍起桌子骂:“我看你三更半夜偷宿在良家妇女家中就不是好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重大嫌疑。”一阵下马威:“给我吊起来!”一举手,就要拉人吊打。但那嫖客却是个行家,不慌不忙地说:“算我倒霉,马失前蹄。说什么重大嫌疑是过分了,嫖私娼倒是真的,要钱我给,吊打请免了吧!”所长拍案大怒:“你把我当什么人?我虽刚上任不久,却要做个公正廉明的榜样!快,快,给我拉出去!”嗓门虽高,声势也来得怕人,却频频对巡官丢眼色,巡官会意,走近嫖客身边低声说:“别闹了,跟我来,事情再严重也是好商量。”

  轮到那私娼,她娇声娇气地说:“所长呀,你也未免欺人太甚,我干的虽是半掩门生意,哪个月不对你们纳钱进贡。可不能这样翻面无情,过手不认账!”所长还是装出一副公正廉明的模样,拍着桌子说:“你这贱人,也不看看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话,前所长的事怎么拉在本所长身上?”那私娼把屁股一扭直坐到他身边:“前所长也好,现所长也好,我不相信就有两样,说来说去还是个钱字不是?”

  所长把桌子又一拍正待发威,那巡官已进来低低地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他听了个五十大洋,临时又把威风收起来,说:“你嘴巴厉害,我暂时不和你理会。”又对巡官交代道:“先把这婊子关起来,等会儿我再来审讯。”那巡官心中有数,故意问道:“所长,把她关在什么地方?”所长摸了摸八字胡:“就暂时关在我卧室里吧!”巡官对那私娼挤挤眼,低声说道:“等会儿你陪他玩玩叫他高兴高兴,就可以出去。”私娼问:“我那朋友呢?”巡官笑道:“你真也是个有心人,怪不得走你门槛的人多。放心,我正招待他喝酒压惊呢!”

  一声有传,那大大小小客栈主,已闹哄哄地挤进来,女店主凭资格老,会说话,在这儿上上下下有人事,被推为临时发言人,一进门她就哇啦哇啦地吵:“茶钱、酒钱、烟钱、点心钱,我哪项缺过你的?怎的翻面无情,不先打个招呼就拉人?你们是官,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名誉也要紧!别的派出所辖区,今天都无事,就只你这个派出所和大家过不去。消息传出去,还有谁敢来我们店里投宿?这还不是存心破我们饭碗?”其他的人也在后面起哄。那新所长把面孔一板:“本所长一向公正廉明,绝不苟且徇私,不论谁,只要违法乱纪,我都秉公办理!”

  那巡官刚刚把私娼送进所长卧室又出来,女店主便抓住他说话:“新所长刚到任,情况不明,巡官你是旧人,你说我们是不是每月都送了孝敬钱的?”巡官也从旁说了情:“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商量。”又低低附在所长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所长点点头:“那就交你办吧。”他起身,故意说:“我事情很忙,还有要事要办,你们有话和巡官说吧!”说着就进卧室去。那私娼已和巡官说妥要孝敬他,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去办他的“要事”了。

  巡官在公案上只一坐,就对大家宣布:“所长刚刚交代过,过去老规矩不变,今晚上的事也不能马虎,被拉来的人每名罚大洋三元,谁交钱,谁就把人带走,也不用再审问哩。”客栈主七嘴八舌地直吵,叫作“皮费太重”。但巡官却说:“不许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少一个不行!”说着把手一挥:“出去!”

  当那客栈主到广场上对旅客宣布后,大家本着花钱消灾精神,也都无二话,于是就立刻缴款放人。临走时,女店主拉住巡官问:“你从我那姓黄的客人身上搜去的钱怎算?”巡官笑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哩,就免掉他一个人罚款吧。”

  当这些“嫌疑犯”在各客栈主带领下走出派出所,那私娼和她的相好也出来了,她衣衫不整,头发蓬松,对相好的说:“亏我面子大,你才免吃这场苦头。”那嫖客却苦笑着说:“是你陪他睡一觉面子大,还是我五十大洋面子大?算了,倒霉!”他们也双双回到私娼家去。一场虚惊过去,那新所长却财色兼收,荷包胀鼓鼓的。


  一早,玉华离家打算到第一巷德记旅舍去执行任务,只走到半路,就听说昨晚突击检查,从德记抓了许多人,暗自叫声:“坏了!”又匆匆回头。大林听见这消息更加紧张,对玉华说:“设法通知小林暂时躲一躲。”又说,“我三天后再来。”五分钟后,他离开进士第赶出城去。

  玉华心情非常不安,不知又要出什么大事,她是个相当沉着的人,和往时一样吃完早餐就上学校,外表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上课钟还没响过,和平时一样,学生都在校园里活动。她无意中遇见那德记旅舍老板娘的女儿,想起大林委托的事,便把她拉过一边,问起昨晚突击检查的事。

  那天真女孩学她娘口气说:“闹来闹去,还不是为个钱字。”玉华问:“怎么说的?”小女孩道:“什么事也没有,各罚大洋三元就放啦。”说着又咯咯地笑,“听娘说,有些客人损失很大,有个从禾市来姓黄的客人,身上带的钱全给搜走,现在连吃饭也成问题哩。”玉华注意地倾听着。“说是来找亲戚的。对人挺和气,就是运气不好,亲戚没找到旅费倒叫人抢了。”说着,上课钟已响,学生们纷纷赶进课堂,玉华知道那个人无事略为安心,可惜大林已经走了,她一时又无法通知他。

  早饭后,老黄又在东大街十八号出现,他是去打听消息,顺便对昨晚的事打个招呼。大街上很热闹,来往的大都是东门外的农村妇女。她们挑着柴草、农副产品,罗列在街道两侧空地上,等候买主。店铺都开了,生意却很清淡,农民在自己挑来的农副产品卖出前,是没有现款买所需东西的。不过,街上谣言却很多,人们在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谈论,说省城非常吃紧,又有一支红军从中央苏区打过来,中央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那支红军现在已打到离刺州二百里地区,随时都有打进刺州的可能,所以周维国连日在调兵遣将。大家都在说:“看来又要拉夫啦。”老黄心想:“怪不得进城的尽是妇女。”

  他到十八号去,那个光头黑面的少年不在,有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在掌管店务。他照样买了包红锡包,想打听一下那少年,那中年妇女只说了声:“有事出去了。”便招呼别的主顾去了。他在那儿周旋了好一会儿,不得要领地又回旅舍。

  他以为是偶然碰巧找不到那关系,也许他是到什么地方去通知德昌了,因此下午又去。照样买了包红锡包,那中年妇女也不在,换来个五十上下年纪的男人。他又向他问起那少年,店老板倒还和气,只是说:“有事下乡去哪。”老黄有点失望:“什么时候回来?”店老板摇摇头。老黄回到德记问女店主,他的亲戚来过没有?女店主道:“我和你一样,时刻在等他,就是没见人来。”

  老黄起了狐疑,他想,他这次来的任务急迫,论理关系已接上了,该有人来找,为什么等了这一天,走了两趟,还没点动静?他回到房里,躺在床上,抽着烟卷,在分析研究原因。他想:也许他迟到了,引起怀疑;也许是昨晚客栈出了事,引起怀疑。如果特支因此而不敢接关系,他该怎么办?他现在是身无分文,靠那好心肠的女店主借钱度日。时局紧张,一个人待在这儿什么事不会发生?一时也焦急起来。

  他忽又想起临走时,市委书记曾对他叮嘱过:“要记住,你去的地方,是个白色恐怖非常厉害的地方。在那儿坚持工作的同志,都是双手提着人头过日子。接关系时,也许不会像平常那样,因此千万不要急躁、大意,有困难就给组织写信。”他反问自己:现在是不是已到了困难时候?为什么不给市委写封信呢?论理在他安全抵达目的地后,也该给组织打个招呼。因此,他便到柜台上,向女店主借用笔墨,并要一份空白信封、信笺。

  半小时后,他把信写好了,信上说:“……此间货源奇缺,而采购者极多,常有抢购现象发生。弟因交通故障,来迟一天,货主借故拒交欠货,且避而不见,只得暂住东大街第一巷德记旅舍听候解决。只与货主原约如期交货,货主今拒不见面,交涉无门,使弟进退两难。见信务速函货主,促其履行诺言,以守商誉,亦免弟空手而归。至切!至切!”他把信反复推敲一番,认为相当妥善了才去付邮。

  但他也没有放弃机会去找关系,每天还是上十八号去买红锡包。只是那少年一直避不见面……


  大林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才回城。

  玉华还没回家,小冬上学去了,因此进士第内异常清静寂寥。玉华娘听陈妈说“林先生来啦”,认为是个时机。这个因丈夫是个读书人,一向被尊称为先生娘的老年人,许多时日来就想找大林单独谈一次话,解决有关他和玉华的婚事问题。他们接触虽多,总有玉华在旁,她怕玉华骂自己老封建,又怕不能畅所欲言,表达一番心意,有许多想说的话都闷在心里。难得有这样机会,她和大林单独在一起,因此她便摸进书房,并对大林说:“阿林呀阿林,我们这座院子少了你一个,就像空了半边屋。”大林笑着说:“是伯母过分宠爱。”玉华娘道:“说真的,我们家就是少了个男人,要是你能搬过来……”大林还没全理会她的意思,开口说:“我现在不就是把它当自己的家吗?”玉华娘一阵高兴:“你也这样想就好哪。”又进一步说:“你们年纪都不小了,你该成家立业啦,玉华也该有个丈夫,你说是不是?许久来,我就想单独找你谈谈,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就是……”她沉吟半晌,突又开口,“你们要好了许多年吧?”

  这个突然袭击使大林大感狼狈,面红着。玉华娘却很得意,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玉华今年是二十九岁,你的年纪?”大林说:“也是二十九!”玉华娘表示满意:“不正好?说真的,在没有知道你们已经要好时,我真担忧呀,一个二十九岁姑娘还没有婆家那还行!她要自由,我和她那死去的爸一样,不反对。不过自由来自由去,总得有个结果,不能一辈子老是自由自由呀!她聪明,人也不太难看,不怕没人要,过去要讨亲事的人可多哩,门槛也快给踩断,都叫她回绝,现在也还有许多人想来说亲;我担心的是人家笑话,俗语说:人言可畏。这些年来外面说的怪话,三进大屋也装不完呀,什么独身主义呀,什么同性爱呀,什么白虎星呀。背着她,我就不知道偷偷流过多少眼泪,她呢,却一点不在乎……”说着说着,她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泪水也掉了。

  这时忽见陈妈带着小林匆匆进来,小林见面就说:“阿林,怎么现在才回?”大林知道有要紧事,对玉华娘说:“伯母,您的心意我全明白了,有话以后再谈吧?”玉华娘有点不舒畅:“又被小林岔断!”还是起身告辞。小林汇报了德记被搜查和这几天来的情形,又把一封信交给他。大林把信打开,是一封普通商业来往信件,他略为看过之后,便跑到对面客房去,用茶水涂抹着信背,于是出现了一行行白字:

  特支:

  老黄同志业于十九日抵达你处,因交通故障,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他现住东大街第一巷德记旅舍,苦于无法与你们联系。信到之日,务速与之联系,协助其转移至安全地点,以利工作开展。切切!

市委

  大林把市委指示信反复地读了几遍,点上火烧掉,才又回到书房。他兴奋地对小林说:“现在情况已闹清楚,老黄是自己人,你现在就到德记去找他……”小林站起身就想走:“现在就把他带到这儿来。”大林对这年轻性急的同志带着批评口气说道:“你忙什么,我的话还没说完哩。你到德记去找他,对他说:你托我找的那个亲戚已经找到了,正在等你。一听你说,他一定会跟你走,你就把他带到清源村口大榕树下,那儿自然有人接应你们。”

  小林受了批评倒没有什么,他很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脾气。他默默地记住这一段话,正待出门,忽又记起:“玉华同志告诉我,老黄同志带来的路费全给派出所搜去,这几天的吃住还欠着哩。”大林从身上拿出五块银洋:“代他付掉,不能使新来的同志为难。”

  小林走后,大林便进内室去向玉华娘告辞,玉华娘吃惊道:“玉华还没回你就走?”大林道:“请伯母转达一声,过三几天我再来。”玉华娘知道留他不住,便说:“看你这样东奔西跑的,连饭也不吃就走。下次来,可记住把行李搬来。”大林笑了笑:“谢谢伯母。”便伸着那又长又健实的腿,匆匆地走出进士第。

  大林要去的地方,是离城十里地的清源乡。

  清源是个侨乡,却是个穷侨乡。全乡有百分之八十的精壮男人出洋谋生。因此这乡有三多,守活寡妇女多,老头幼孩多,童养媳多。男人出洋虽也被称为“番客”,但不是去当“头家”而是去做苦力。大多数人每年只寄两次侨汇,逢年过节才有;光景差点的大抵一年才寄一次侨汇,也有几年才寄一次的。乡里土地不多且多贫瘠,要依靠土地是无法为生的,这就是促成男人出洋谋生的原因。

  留在乡里的妇女大都非常勤劳,是一家的主要劳动力,侨汇多、家景好些的,还得做些手艺贴补家用。侨汇少或侨汇断绝的,大都到外乡去当短工找家用。因此这乡妇女又个个是身强力壮,一条扁担能挑上一二百斤的劳动力。

  这乡盛行养童养媳,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童养媳,她们从更穷困的乡村买了三五岁的幼女来养,到了十四五岁就草草成亲。这些年轻妇女和丈夫拜过天地,共同过日子不上一年半载,丈夫就到南洋去。幸运的三五年回来一次,也有十年八年才回来一次,更多是渺无音讯,一辈子也不回来了。因此大多数妇女都在守活寡。

  妇女们有苦无处申,只能去找其他寄托,乡里盛行“关三姑”“关太子”“找神明”各种迷信玩意。大多年轻妇女都纠合志同道合的结成“姊妹会”,有因丈夫回乡不愿同房而自杀,有因亲人离家日久,音信全无,感叹长日难过,集体投江自杀的。

  不过这都是旧事,自从党组织在这儿开展活动后,情况就有了改变,不少妇女参加了组织,极端封建反动的姊妹会,在活动时候也有了新的内容。经过一番经营,慢慢地也成为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

  大林进清源乡,习惯地不从大路走。在村口大榕树旁就有一条小路,转进小路,通过一片龙眼林,在一间独家寡屋前停住。这农户有一只脱毛老狗,平时除了吃喝外,大都蜷卧在泥地上闭目养神,每遇有陌生来客,也会抬头懒慵慵地吠叫两声,算是提醒主人注意。这时,它见有生人到来,像在例行公事似的,睁开昏花老眼,有气无力地对大林吠叫两声,又埋头养神去了。

  听见狗吠声,从屋里走出一个竹竿型的中年妇女,问了声:“谁呀?”一见大林又笑着说:“是阿林,老六还没回来哩。”大林说:“没关系,我有别的事来的。”一直伸着长腿朝里屋走。他们到了堂屋,那中年妇女要打水给大林抹面,大林却说:“大嫂,别忙,先帮我做点事好吗?”那中年妇女笑道:“你什么时候叫我,我没答应过?”大林连忙道:“大嫂说得有理,我把话说过哩。”中年妇女从灶间又搬出水壶茶碗。大林说:“请你到村口大榕树下等两个人。”

  这中年妇女叫玉蒜,是老六的女人。她正如了解蔡老六一样,是了解大林的。从前陈鸿来过他们家,每次来总要关在房里和老六谈到深夜,匆匆过了一夜又回去。当时她还不知道陈鸿和老六是个什么关系、在干什么,她习惯于过小媳妇日子,对男人的事从不过问,只是心中疑惑。后来城里贞节坊上挂了陈鸿的首级示众,说他是共产党要人,才明白陈鸿是个什么样人,也明白自己丈夫在干什么了。陈鸿牺牲了,却来了个大林,看他的行动和陈鸿差不多,她心想:“他也是!”她很敬重陈鸿,也敬重代替陈鸿的人,听见有什么吩咐,总是卖力去做。

  听完吩咐她走进卧室,围了腰兜,披上头巾,边出房边问:“那两个人我认识吗?”大林道:“有一个是你认识的,就是那个黑黑胖胖的……”玉蒜笑道:“小林?”大林道:“对,就是他!”玉蒜打扮得整整齐齐,说声:“我知道啦。”正待出门,大林又把她叫回头,低声叮嘱:“见到人不要打招呼,也不要带来见我,只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最重要的是,看看他们后面有没长‘尾巴’。不管有无,马上来通知我。”玉蒜点头道:“我知道。”大林又道:“可不能大意。”玉蒜笑笑,顺手挽只竹篮,里面还有半篮子晒干了的荷兰豆,匆匆出门。


  小林离开进士第,径投第一巷德记旅舍。他和女店主也是熟人,因此马上就找到老黄。老黄正待出门,他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也不便到处乱走,唯一能去的就是十八号。他估计给市委的信已经寄到,也可能有复信,他想去打听打听消息。可说是完全出乎意外,那少年人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他高兴地伸出手,热烈地和他握着。

  小林有点内疚,很不自然,老黄请他坐,他不坐,只说:“真对不起,害你等了这些日子。”老黄心中有数,知道有好消息,因而也非常兴奋,说:“不干你事,你们有困难,我知道。”小林又低声说:“你托我找的那个亲戚,已经找到,正在等你。”老黄心急道:“什么时候去看他?”小林不慌不忙地说:“现在就去。”老黄立即答应了。说着,他就赶忙地收拾行李。小林又从口袋里摸出那五块大洋:“你的亲戚叫我把这点钱带给你,好付清房租伙食。”老黄笑道:“你们都知道哪?”小林笑了笑,不答话。

  老黄把行李收拾好,带着钱出去。女店主见他满面笑容,也替他高兴,问:“亲戚找到?”老黄道:“找到啦,找到啦,刚从省城回来,叫我就搬到他家去住。多谢老板娘,没有你帮忙,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女店主道:“我说过,凡住过我旅舍的,就是我的人,有困难我不帮忙谁帮忙?”又低声问:“你的亲戚就是这个在东大街开杂货铺的?为什么不早说,我们是隔街邻居。”老黄道:“不是他,是我托他代找的。”他把欠账结清,又回到房间提行李,对小林说:“走吧!”女店主还特别送出门,反复叮嘱:“你先生,找到亲戚,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来走动。”她的善良德行留给老黄深刻印象。

  小林带着老黄走的是大林常走的路,不必通过大街,不必经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口。这座城池原有一道坚固的、高可三丈、宽一丈的石墙,据说当年是为抵御从海上入侵的倭寇而筑的。现因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已倒塌,成大缺口。大林经常来往的是一个城墙缺口。首先发现这个通道的是附近村子的农民,他们贪图路近,出入城方便,又可以避免城门口中央军的检查盘问,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也成为一条半公开的通道。

  老黄还是石匠打扮,小林却是普通农家打扮,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迅速地通过横街小巷,走了约半小时,才到达城墙边。小林机警地先自攀上缺口,前张后望,没情况,招招手,老黄也上去。过了城墙缺口,沿着护城河,又过了一道独木桥,进入城郊一座村庄。小林松了口气,站住,抹去额前汗珠,老黄快步上前,和他并排着走,小林这时才放心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一出城,他们就把脚步放慢。小林不但对老黄表示特别亲热,而且话也多了。他对老黄再一次表示歉意:“老黄同志,你不会怪我吗?我一直有意躲开,不见你。对一个上级派来的同志,我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可是,没办法……”他把手一摆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们这儿情形很坏,出了大叛徒,陈鸿同志被杀,许多同志被捕,关在牢里,反革命满天飞,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呀!”老黄一点也不责备他,还点头称许:“你们做得很好、很对,为了党的安全、革命利益,我们随时随刻都要对敌人提高警惕。”

  小林还觉得解释欠充分,又补充道:“我们也很急呀,从十五号起就等着。可是你到十九号才到,时间不对。后来又听说德记出了事,德昌同志告诉我不能接……”老黄道:“这样决定完全对!”又问,“我们现在就是去找德昌同志?”小林点头道:“我想是。”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老黄对这个年轻同志的兴趣逐渐在增加,他觉得他机警、灵活、亲切而又坚定。忽然问道:“小同志你叫什么呀?”小林道:“同志们都叫我小林,你也叫我小林好啦。”老黄问:“小林同志,我可以问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小林笑道:“上级要问,什么都可以——今年十七哩。”老黄问:“读过几年书?”小林道:“穷人可没读书运气,只读完小学就失学哩。”老黄问:“父母都还在?”小林心事重重地说:“我是个孤儿,父母早亡,从小跟伯父长大,那间小杂货铺就是伯父开的,叫我在铺里帮忙。组织上说,就利用那铺子做个联络站吧,叫我好好地干。”老黄道:“我见过你伯父和伯母,是两个和气的人。他们知道你在为革命工作?”小林摇头:“他们不知道,我对他们什么都没说。亲人是一回事,革命又是一回事,总得有个内外。”

  老黄点头称是,又问:“他们不同情革命吗?”小林摇头:“穷人都同情革命,就是怕死。”老黄说:“所以要做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又说:“你现在的工作也不能小看。”小林道:“德昌同志也这样说,就是不痛快!”老黄问:“为什么你觉得不痛快?”小林说:“事情不多。”老黄道:“可是很重要。”小林点头承认。老黄又说:“干革命不能光求痛快。”小林不表示什么。老黄忽又问道:“你现在已经是党员?”小林双颊涨红:“还早啦,只是个共青团员。”老黄说:“那就更出色哩!”小林内心得意,却故意指了指前方:“走过这村庄,还有一半路。”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个红屋绿野的村庄。约有三四百户人家。屋子清一色用红砖瓦盖成,连成一片,四周全是油绿菜地,正像绿叶扶持着红花。走进村庄不远,就看见一条小巧街道,有三四十间店铺,铺头不大,各种日常必需品倒还齐备。还有不少洋货,看来是华侨私带回国的。

  小林带着老黄大摇大摆地走过街,还频频和人打招呼,老黄低声问:“这儿没有驻军?”小林放声笑道:“除了城市,中央军什么地方也不敢去。要去,也得集中上三几百人才敢动。”接着,他又说了个故事:“有次周维国派了几名便衣到这儿来,几个日夜没见回去。后来派人来追查,才在粪坑里发现。原来,有人把他们当肥料淹到粪坑里哩。”

  老黄对这个故事感到兴趣,他注意地听着,又问:“是谁干的?”小林扬扬得意地说:“国民党反动派说是共产党干的,老百姓却说是土匪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谁也闹不清。我问大林同志,他也只笑笑……”老黄问:“谁是大林同志?”小林吃惊道:“你不知道?大林就是德昌同志呀!”老黄点点头。小林又指了指前头:“你看,快到渡口了。”

  不久,他们就抵达一道渡口。

  一条白浪滔滔的大江横在他们面前,那江面约有一里来宽,迎面扑来阵阵带咸水味的海风,老黄指着它问:“这就是闻名的桐江?”小林点头道:“就是。从这儿可以通到大海。”

  从这渡口到江那岸的渡口只有一艘渡船,作为维系两岸交通的工具。摆渡人就住在对岸岸边的茅屋里,只有公孙两个。老艄公年近六十,维持古风习惯,头上缠着小辫子,下身穿条渔家常穿的宽裤脚靛青色的灯笼裤,一面络腮胡,面呈古铜色,双眼如铜铃。那孙女儿,只有十五六,圆胖的面孔,一对大眼两只乌黑的眼珠子,却剃着两道长长细细的柳叶眉,垂着一条乌金发黑、又粗又长、结着大红丝线的辫子。茁壮高大,看来是个早熟姑娘。她声音洪亮,粗野、泼辣,而对人却又极亲切、甜蜜,尽见她在对过渡的人问好,一会儿说:“三叔,进城回来哪。”一会儿又对另一个妇女说:“五婶,你买了些什么回来呀?沉甸甸的,要不要我帮你提一提?”人人都叫她“阿玉姑娘”。也有在背后偷偷议论的:“这姑娘甜得就像蜜,可惜是水上人,要不,可小心求亲的把门槛踩断。”

  小林带着老黄上渡船,那阿玉一见他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姓林的,你不用过去哪。”小林也很活跃,问:“为什么呀?”阿玉答:“你姑妈早进城啦。”小林道:“我找的是姑爹。”阿玉故意逗他:“你姑爹也进城啦。”小林道:“那我来找你。”阿玉问:“找我做什么?”小林嬉皮笑脸地说:“找你唱支……”说着就尖起嗓子:

  池内莲花对对开,

  大树不怕起风台;

  你我相爱是应该,

  别人闲言不理睬。

  阿玉一听他唱的是这个,大发嗔娇追着就要打:“打死你姓林的,占老娘便宜。”大家却都在叫着:“阿玉,你也回他一支吧。”阿玉说:“丑死啦。”但当渡船摇晃着离开渡口,收住篙,鼓起双桨,却又情不自禁地回了他一歌。她两条臂膀有节奏地划动着双桨,双腿一前一后地挪动,随着咿呀作响的桨声,飘起朵朵的水花,用清脆的声音唱着:

  要吃鲜鱼在海边,

  要交小妹在厝边;

  出出入入都相见,

  胜过牛郎织女星。

  人人叫好,小林又即景地回了她一歌:

  一支雨伞圆又圆,

  举上举下遮妹身;

  我若不遮不要紧,

  妹若不遮头会晕。

  大家又是一声叫好,那阿玉也不肯认输,轻启歌喉又回他一歌,一时你来我往,也唱了有十几支。不觉已摆到对岸,阿玉说:“姓林的,今天我没输过你。”小林也说:“对歌我不怕,下次再来。”阿玉说:“不要忘记叫你姑妈多教你几支,免得在这儿丢人。”说着,大笑。

  上得岸后,老黄说:“这摆渡姑娘很有意思。”小林道:“每次我来,都得和她对歌。她喜欢的就是这个。”老黄道:“看来你们倒很熟呀?”小林笑了笑,又低低地说:“是自己人嘛。她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开玩笑,逗得多少人为她昏昏沉沉,六叔也为这件事批评过她。”老黄问:“那六叔又是谁?”小林忍俊不禁笑了:“就是她叫作姑妈的那个,我们现在就要到他那儿去。”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村子,绿荫处处,包围着星点似的农家小屋,老黄朝它一指:“什么地方?”小林道:“清源。我们已经到啦。”

  村口的大榕树据说是棵风水树,相传已有五百年历史。过去村上有些小孩淘气,上树捉鸟拆窠,自从有人跌死、传说它是棵神树后,便没人敢上去。因此在树上做窠的鸟就更多,大大小小的窠儿,像是挂着无数灯笼,鸟类成群结队,叫声连渡口也可听到。大榕树下,设有“福德正神”神龛,神龛前摆着几张石凳石桌,还有一摊凉粉摊。过往行人都很乐意在这儿歇歇,喝碗凉粉,透透气。

  玉蒜在大榕树下已等了许久,她坐在石凳上,面对渡口,边剥荷兰豆,边和卖凉粉的老太婆谈家常。当她远远看见小林带着一个石匠打扮的人,从渡口边谈边走过来,后面也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跟踪,知道没事,收起活计就回去。一进门就对大林说:“阿林,人来啦,没事。”大林这时正和老六女儿红缎在谈话,一听说人来啦就起身告辞,却给玉蒜叫住:“要不要给你们做饭?”大林道:“不用啦,大嫂,我们还要赶路。”他迅速地消失在龙眼林内。

  当大林出现在榕树下,小林和老黄正在凉粉摊前喝凉粉,大林上前和他们招呼,老黄放下凉粉碗,三步作两步迎上前,和他紧紧拉着:“我是老黄。”大林也道:“我是德昌。”他们都用力握紧对方的手,没一个先放松,小林悄悄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多亲热的同志呀!”他和他们一样激动。大林又说:“害你多等几天。”老黄微笑着:“提高警惕是应该的。”

  小林喝完凉粉付了钱,挨过来低声问:“我可以回去了吧?”大林道:“没事啦,你回去吧。”小林又问:“你什么时候进城?”大林沉吟半晌:“十天左右。”小林回身便走,他们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老黄表示赞赏道:“是个好同志,机警负责!”大林笑笑,说:“我们也走?”老黄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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