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窗子外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的有什么痛快？山东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作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

　　最后几句话，是我惊醒之后听到的。这时，我正在北京农商部当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的时候，也是我该到部的时候了，怎么还睡觉？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进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边。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里。

　　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出名的闲衙门。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枝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作开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拢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丫丫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只小麻雀，见人来了，哄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倒像座庙了。

　　我是矿务司第一科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西屋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员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汽管子，屋子里拢“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上了。

　　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科。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

　　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合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绉棉袍子。

　　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员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在是旧历年，行旧礼罢，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

　　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

　　这屋子里除了科长，并无第二个人。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两个录事，已在誊写公事；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进门，这两位同事，透着气味相投，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着新禧。

　　我挂起围脖和帽子，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有什么公事办吗？”

　　李君道：“没有什么公事，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写的这两件公事，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

　　他口里说着，眼睛正对了象棋出神。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挂角马，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跟着坐下看棋。

　　隔壁屋子里一阵乱，几位科员来了，全部向陶科长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态度恭敬。马褂套着长袍，两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长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

　　陶科长道：“失迎失迎，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

　　范科员道：“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沈司长太客气，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又是茶叶蛋，又是猪油年糕，只管拿点心待客，我还替他出主意，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

　　陶科长笑了一笑，似乎想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

　　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一位科员佟君，首先放肆着，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笑问道：“老范啦，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喂！今天晚上好戏有‘打樱桃’，又有前本‘海慧寺’，包个厢，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大家也好见个面儿。”

　　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谈八小姐呢，去年几乎过不了年。还是老马好，办自由恋爱，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

　　在他的对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抽起一张，信笔瞎写。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是作篇“菊评”，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出来，题目是“新春三日观剧记”。

　　正在谈论着，一位胡君进来了，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长了。他一面脱着皮大衣，一面问道：“科长没来吗？”佟君道：“科长早来了，刚出去。”

　　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枝雪茄，咬了头子，衔在口里，就有人擦了一枝火柴，来替他点着烟。他喷了一口烟。用指头夹了雪茄，高高举起来笑道：“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这次新年，可让我碰着了。”

　　在屋子里的科员，全部哄然一声。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一个人是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拼命的加，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拼命，翻开牌来，我是要贺钱的。连赢带收贺，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说着，口里衔了雪茄，两手连拍一阵。

　　当时陶科长进来了，那些科员不便作声，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并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

　　陶科长笑道：“胡兄如此高兴，必有得意之作。”

　　胡君连笑带比，又叙了一番。

　　我们这屋子里，显然另是一个阶级，那边尽管笑声沸天，我们这边，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约十分钟，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有的点头，有的拱手。因为他的阶级，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我有点瞧他不起，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走过我面前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他也就过那边去了。

　　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才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作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给他办，他却以堂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骚，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

　　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都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地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

　　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

　　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到了衙门里，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长听了这话，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捧给陶科长擦脸。他接过手巾，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打开抽屉，取出几件公事，两手捧着走了。这次科长离开，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虽不比上次那样高，但胡科员还是神气十足，谈那打扑克的事。

　　约莫有半小时，陶科长回来了，向大家点头道：“头儿走了。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下午可以不来，下星期照常。”

　　大家听说，哄然一声，表示欢喜。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把抽屉锁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披上。几位出色的科员，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

　　科长走了，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喂！下午来八圈吧？”

　　佟君道：“不，今儿好戏，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

　　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

　　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一窝蜂地走了。

　　我们这屋子里的人，也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还在那里，谈起了家常来。这李录事一家五口人，在部里一月薪水才二十元，说怎么也不够过。别人过年，鸡鸭鱼肉；他到三十晚上，为了借几斤面，一直到十点多钟还在胡同里跑。钱少、日子太穷，这还不说；也就因为这个，地位低，老看人家脸色。他说，今年能有办法，就不谈；要不然，他就准备把家扔了不管，自个儿远走高飞，免得天天瞧着妻啼子号。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着实为他难过，但是我同他一样是个小职员，除了空口安慰他几句之外，也无法可以帮忙。尽管如此，当我们谈完了话分手之后，我老觉着有一个疙瘩，总解不了，真担心他突然走了，一家老小怎样过活。不想当这晚在灯下一人吃饭的时候，李录事一头高兴跑进来，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

　　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为他是把话倒转来说。让他坐下，将白炉子边放的一把紫泥壶，斟了一杯热茶，放在桌上，笑道：“请喝一点，冲冲寒气。在这腐败的政府下，好是做社会上一个寄生虫。不好却少不了做一个二十世纪的亡国奴，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一块儿到广东去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哪怕是当一个叫花子呢，总比在这里强多了。”

　　李录事笑道：“我不开玩笑，我真有办法了，你也有办法了。”

　　我坐着，扶起筷子来，他按住我的手道：“我们一块吃羊肉涮锅子去。我请你。”我道：“你中了慈善奖券？要不，怎么半下午工夫，你就有了办法了呢？”

　　李录事笑道：“说起来话长。这事太痛快了。在这里说出来，怪可惜的。咱们到羊肉馆子里，一吃一喝，炉子边热烘烘的，谈起来一高兴，还可以多喝两盅。人世几逢开口笑，走走，别错过机会。”

　　我听他说的这样有分寸，果然就收拾了碗，和他一路到羊肉馆子里去。

　　在馆子里找了一个僻静一点的雅座，要了酒菜，我是等不及他开口，又追着问了。李君因为我不会喝酒，自斟了一杯白干，一仰脖子喝了。然后手按了酒杯，隔着羊肉锅子，向我笑道：“人家都说我们总长是个‘癞头鼋’，可是他几位少爷小姐都是时髦透顶的文明人儿。他二少爷和大小姐有点儿戏迷，你是知道的。”

　　我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我只听说，他大少爷会兼差，现在共有三十六个差事。上由国务院，下到直隶省总税局，他都挂上一个名。二少爷爱玩汽车，一个人有三四辆车子。大小姐喜欢跑天津、上海。二小姐会跳舞，家里请了一个外国人教弹钢琴。”

　　李君笑道：“他们家里有的是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就只喜欢一样能了事吗？”

　　我见羊肉锅子里热气腾腾，炭火熊熊地映着李君脸上通红，知道他心里十分高兴，便不拦阻他的话锋，由他说了下去。他夹了一块红白相衬的肥瘦羊肉，送到暖锅子涮着，眼望了我笑道：“到今日，才知道爱玩也有爱玩儿的好处。我一把胡琴，足拉了二十年，在北京，拉胡琴的人遍地全是，我不敢说好，不过什么人的腔调，我都能学两句。去年年底，吴次长家里堂会，我去拉过一出‘女起解’，巧啦，赖二小姐就在场听着。她听人说那个拉胡琴的，就是农商部的录事，就记下了。今天我由部里出来，程秘书在马车上看到我，就把我带到赖公馆去。这位小姐，原是不便和我小录事请教，拉了二少爷一路，把我叫到内客室问话。二少爷作一个考官的样子，先口试了一阵，然后拿出胡琴来，让我拉了两出戏。二小姐原是坐在一边监场的，听久了胡琴，她就嗓子痒痒，我又给她拉了两出戏，她有几处使腔不对，我就说：‘二小姐这样唱得很好；另外有一个唱法，是这样唱的。’于是我就唱给她听。她兄妹都高兴极了，留着我混了两三个钟头。后来二少爷拿出一张字纸给我看，是总长下的条子，上面写着：‘李行时着派在秘书上办事。’条子是总长的亲笔，我认得的。而且二少爷当我的面，把条子交给程秘书。”

　　我呀了一声，笑道：“恭喜恭喜，李秘书！”

　　他笑道：“还有啦，二小姐让我一捧场，高兴极了，进上房去拿出皮包，顺手一掏，就摸出了五张十元钞票，说是给我当车钱。天爷！我长了三十岁，没听说坐车要这么些个钱。”

　　我道：“朋友，莫怪我说你眼孔小，赖二小姐有次到上海去吃一个同学的喜酒，却挂了一辆北宁、津浦、沪宁三路联运专车。把那趟车钱给你，够吃一辈子的了。”

　　李君笑道：“虽然那么说，可是在我这一方面，总是一件新鲜事儿。年过穷了，我这几天正愁着过不过去，这一下子够咱们乐几天的了。”他说时，透着高兴，右手在锅子里夹起羊肉向嘴里送，左手端起杯子，只等嘴里腾出地位来。

　　我道：“不必喝酒了，吃完了还不到八点钟，请我听戏去罢。”

　　他道：“听戏算什么，明日准奉陪。不过今天晚上还另有一件事相烦。二爷说，他九点钟在德国饭店等我，也许要带我到一个地方去拉胡琴。”

　　我道：“你去就是了，这干我什么事呢？”

　　他笑了。映着火炉子的红光，见他脸上很有点儿红晕，便道：“我当然愿意朋友好，你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尽管说。”

　　他笑道：“咱们哥儿俩，没话不说。德国饭店，全是外国人来来往往的地方，让我去找人，我有点儿怯。你什么都不含糊，可不可以送我进去？”

　　我笑道：“大概不是为这个，今晚上也不请我吃涮锅子。我没什么，陪你去。可是赖二爷见着我，他要问你为什么带个人来呢？”

　　李君道：“我虽没到过外国馆子，我想，总也有个雅座，你送我到雅座门口就行了。”

　　我看他是真有点儿怯场。人家第一次派这位秘书去办事，别让他栽了，于是含笑答应，陪着他吃完了饭，慢慢地走到德国饭店。

　　在餐馆的门口，玻璃架子的外国字招牌，电灯映着雪亮。这雪亮的灯光，更加重李君的胆怯，只管放慢步子，我便只好走前了。到了三门，经过存衣室门口，我们既无大衣，也无皮帽，本也不必在这门边走。我无意中一低头，地面上有一线光亮射来。仔细看时，却是地毯上有一点银光。相距不远，我弯腰拾起来一看，心里却是一阵乱跳——正是一只白金钻石戒指。看那钻石，大过豌豆，决不下一千元的价值。我下意识地便向衣袋里塞着，而那只手还不肯拿出来，我又怕李君看到了，却赶快走了两步。这里是饭厅，角落里几位音乐师，正奏着钢琴、提琴，满厅几十张桌子，全坐满了。我到了这中外人士荟集的地方，总要顾些礼貌，不能闯到人丛里找人，只好站了一站。不想这位李秘书比我更怯，竟是复又退回二门去了。我见他不在身边，把钻戒又掏出来看了一看，光莹夺目，定是真的。但我心里立刻转了一个念头，二十来岁的青年，难道就让这一样东西，玷污了我的清白吗？我决定宣布出来。见有一个茶房经过，便道：“喂！我捡着了一点东西，你们顾客里面，有人寻找失物的吗？”

　　那茶房向我周身看看，见我穿件灰布老羊皮，便淡淡地问道：“你捡着什么？”

　　我说：“我怎么能宣布呢？若宣布出来了，全座吃饭的人，有一大半会是失主。”

　　那茶房听我的话不受听，径自走了。

　　我踌躇了一会，觉着所站的地方，虽与食堂隔了一座大玻璃门，究竟是来往孔道，只好又向外走。口里自言自语地道：“我登报找失主罢。这笔广告费，不怕失主不承认。”

　　身后忽然有人轻轻地道：“先生，你捡着一样贵重的东西吗？”

　　我看时，是一位穿西装的汉子，胁下夹了一个大皮包。我点点头道：“是的，我捡了一样东西。失主若说对了，当了公证人或者警察，我就把东西还他。”

　　说到这里，又进了二门藏衣室门口，李君迎上来道：“老张，怎么不带我进去？”他说时，在袋里掏出一方新制的白手绢只管擦脸上的汗。

　　我笑道：“我的怯兄，你……”

　　那西装人道：“呵！李秘书，你来了，二爷正让我找你呢。”

　　李君这才放出笑容，替我介绍着这是赖公馆的二爷跟前胡爷。我这才晓得他是一个听差，竟比我们阔多了。

　　胡听差笑道：“哈哈，都是自己人。我刚才听到张先生向茶房打招呼捡着东西，我就跟了来的。张先生捡着的东西，是不是很小的玩意儿？”

　　我道：“胡爷，对不起，我不能宣布是什么。不过，我可告诉一点消息，是很贵重的。要是不贵重，我也不必有这一番做作了。”

　　胡听差笑道：“那准对，好了，好了，可轻了我一场累。请你二位等一会儿。”说毕，也就走了。

　　不一会工夫，他由里面笑嘻嘻的出来，向我两人招着手道：“二爷请你二位进去说话。”

　　于是他在前引路，我们随后跟着，在食堂左角，一间小屋子里，见赖大元的二少爷、二小姐，和另外一对男女在吃大菜，屋子门口，还树起了一架四折绿绸屏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

　　赖二爷坐在大餐桌的上首，面对了屏风。我一进门，就先接近了他。他穿了一套紫呢西服，头发油刷得像乌缎子一样，只他那下阔上尖的窝窝头面孔，有点儿不衬。他左手拿叉，右手拿刀，正在切盘子里的牛排，却回转脸来，将刀尖指着我问了那听差道：“就是他捡着东西？”

　　我看他这种样子，先有三分不顺眼，就站在屏风角不作声。

　　胡听差道：“张先生，这是我们二爷。”

　　李君站在我的身后，也轻轻的叫了一声二爷、二小姐，不知不觉的微鞠了一个躬。

　　赖二爷又向我望了一望，问道：“你拾着了什么？”

　　我道：“二爷，对不起，我不能先说。”

　　左首坐的一个绿色西装少年，雪白的长方面孔，有些像某票友，挨了二小姐坐着。他点了头道：“对的，二爷，我们得先说出来。”赖二爷将叉子叉了一块牛排，塞到嘴里去咀嚼着，然后把叉子指着我道：“我丢了一个白金钻石戒指，戒指里面，刻了有KLK三个英文字母，你说对不对？”

　　我道：“不错，拾着一个钻石戒指。不过有没有三个英文字母，我还不知道，等我拿出来看。”于是在衣袋里把戒指掏出来，在灯光下照了一照，果然有那么三个字母。

　　赖二爷不等我说什么，在衣袋里掏出一只绿绸锦盒来，放在桌子上，笑道：“你看看是这盒子装的？”

　　我拿起盒子来，掀开盒子盖，里面蓝绒里子有个凹的印子，把戒指放下去，恰好相合。因道：“对了，赖先生，这戒指是你的，你拿去罢。你是体面人，我信得过你，不用另找人来证明了。”我把盒子递在他手上，转身就要走。赖二爷站起身来，将刀子点了我道：“你说，你要多少报酬？实对你说，我这戒指只值三千块钱，不算什么。不过，我是送这位高小姐的。”说着，向在座的一位红衣女郎点头笑了一笑。接着道：“寻回来了，完了我一个心愿，我很高兴，愿意谢你一下。”

　　我道：“东西是赖先生的，交给赖先生就算完了，我不要报酬。”

　　赖二爷指着胡听差道：“你把他拉着，我这就……”说时，放下刀叉，在衣袋里取出支票簿和自来水笔，就站在桌角边弯腰开了一张英文支票，撕下来交给胡听差道：“你给他，这是一千块钱的支票。今天的日期，明天银行一开门，他就可以去拿。”

　　我道：“赖先生，你不用客气。假使我要图你一千块钱，我拿这戒指去换了，不更会多得一些钱吗？”

　　赖二爷伸手搔了几搔头发，向我周身看看，沉吟着道：“看你这样子，光景也不会好。”

　　那个穿红衣服的女郎微笑道：“他不要钱，你应当明白他的用意。”

　　赖二爷点点头道：“是了是了。”

　　将一个食指点了我道：“你姓什么？干什么的？进过学校没有？”

　　我看他这样子，自觉头发缝里有点出火。

　　二小姐大概是多喝了一点酒，脸红红的，斜靠了那个像票友的男子坐着，微斜了眼道：“二哥，你这点马虎劲儿太像爸爸。刚才小胡不是说了，他姓张，也在部里当个小办事员吗？”

　　赖二爷呵了一声。见胡听差手上还拿了那张一千元的支票，因道：“那么，那一千块钱你去兑了罢。江苏王鸿记裁缝和高小姐作的几件衣服，都很好。七百块钱，算衣料手工。另外三百块钱赏给那个作衣服的伙计算酒钱。”

　　胡听差答应了一声是。

　　赖二爷道：“呵！李秘书怎么来了？”

　　李君向前一步，哈了一哈腰儿。

　　二小姐笑道：“二哥，你看，你什么事这样神魂颠倒的？你不是叫他来一路到高小姐家里吊嗓子去吗？”

　　赖二爷笑道：“我这样说了吗？现在我们要到北京饭店去跳舞，这事不谈了。可是我没有一定的主张。小胡，你那里拿拾块钱出来，带他们去吃小馆儿。”

　　我听了这话，不用他多说，我先走了。

　　出大门不多远，李君追了上来，一路叫着：“老张，老张！”我停住脚问时，他道：“你这人是怎么了？你临走也不向二爷告辞一声？”

　　我笑道：“我退还了他三千块钱的东西，他没有说一声请坐，不是拿刀子点着我，就是把叉子指着我。我并非他家的奴才，怎样能受这种侮辱？”

　　我很兴奋地说着，说了之后，又有一点后悔，这话透着有一点讽刺李君。他倒不在意，承他的好意，替我雇了一乘人力车，把车钱也付了，送我回家。

　　次日早上到部，坐不多久，忽然陶科长以下，一大批人拥到屋子里来，我倒吓了一跳，立刻站起身来。

　　陶科长满脸欣慕的样子，向我拱拱手笑道：“张先生，电话，总长夫人打来的。”

　　我愕然道：“什么？总长夫人打电话给我？”

　　科长道：“你快去接电话罢，总长夫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我见他如此郑重的报告，不能不信，便到外面屋子来接电话。我刚才拿了电话机，放到耳朵边，只“喂”了一声，那边一个操南方官话的妇人声音，就一连串地问了我的姓名、职业。接着道：“我是赖夫人，昨晚上我们二少爷、二小姐回来说，你捡了钻石戒指归还原主，你这人不错。二爷说，要提拔你一下，给你一个好些的差事。我已经和总长说了，也派你在秘书上办事，照荐任秘书支薪水。以后要好好的办事，知道吗？”

　　我真没想到总长夫人会在半天云里撒下这一段好消息。我既高兴，又因久闻赖老虎的威名，不觉喜惧交集，什么答复不出。干了几个月官，这算也学到了小官对大官那种仪节，半弯了腰，对着电话机子，连说：“是是……是是……”

　　最后那边又说道：“没话了，你好好干罢。”电话便挂上了。

　　我放下电话耳机，才知道环在我身后，站了一圈人。我平常自负三分傲骨，现在接着夫人的电话，我就这样手脚无措，心里一惭愧，不免脸上跟着红晕了起来。可是这些人毫不觉得我这态度是不对的，一齐笑嘻嘻地望着我。

　　陶科长问道：“原来赖夫人认识张先生！”

　　我笑道：“实在不认识。夫人说，把我调到秘书上办事，先通知我一声。”

　　陶科长立刻向我拱了几下手道：“恭喜恭喜！”

　　陶科长一说恭喜，全科人一齐围着我恭喜。那范科员握住我的手道：“张兄，我早就说过，翻过年来，你气色太好，今年一定要交好运，我的话如何？”

　　我心想，我并没有听到你这样对我说过。但我在高兴之时，口里也就说着：“果然果然。”

　　范君笑道：“既然如此，要请客才对。”

　　我还不曾答应，那位胡科员叫道：“不，不，我们公宴。”

　　我笑道：“各位且慢替我高兴，虽然赖夫人有了这样一个电话，可是在总长的条子没有下来以前，还得等一等。”

　　陶科长也道：“等什么呢？赖夫人一句话，等于赖总长下过十张条子。”于是全科人都笑了。

　　不到一小时，赖总长也来了。陶科长上去回了公事，再回科来，老远地就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条子已经下来了。我们这科，大概是交了运，不但是张先生发表了秘书上办事，这里的李先生也同时发表了。一日之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破格任用，大可庆祝，我请客，我请客。尤其是张先生这个职务是夫人提拔的，非同等闲。不用说，一两月后，就可以升任正式秘书了。”

　　我见全科人恭维我，穷小子走进了镜子店，只觉满眼是穷小子，忘了我自己。

　　不一会李君来了，自然又是一阵乱。

　　下午散值以后，陶科长和同事们没等我和李君回家，就把我们拖到东安市场的广东馆子吃边炉。

　　八时以后，满街灯火，坐着人力车回家。可是一进大杂院，我就有一个新感想，身为农商部秘书上办事，每日和总次长接近，叫我回家来，同卖切糕的、王裁缝、李鞋匠一块儿打伙儿，这透着不成话。同事知道了，岂不要讪笑我？赶快找房子搬家。

　　黑暗中王裁缝叫道：“张先生回来了，恭喜呀！”

　　我高声道：“你们知道我当秘书了？我告诉你们，天下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我不能永久倒霉。许多人想走赖夫人这条路子，花钱受气，总走不通，你瞧，我这里可是肥猪拱庙门，她自来。喂！罪过，怎好把赖夫人比肥猪？”我得意忘形，见屋子里点了灯，也忘了门锁过没有，一脚把门踢开，笑道：“秘书回来了，赖夫人身边……”

　　我话未了，只见死去的祖父拿了马鞭，我父亲拿了板子，还有教我念通了国文的萧老先生拿了戒尺，一齐站在屋里。

　　我祖父喝道：“我家屡世清白，人号义门，你今天作了裙带官，辱没先人，辜负师傅，不自愧死，还得意洋洋。你说，你该打多少？”

　　我慌了，我记起了儿时的旧礼教家庭，不觉双膝跪下。

　　我父亲喝道：“打死他罢。”那萧先生就举手在我头顶一戒尺，我周身冷汗直淋，昏然躺下。……哈哈！当然没有这回事，读者先生，你别为我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