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有了大半轮的月亮，由山顶上斜照过来，引起我一种欣赏的兴致，悄悄地在山坡上的石板路上走着。
天上没有云，深蓝色的夜幕上，散布了很稀落的几粒星点。这样，那月盘是格外像面镜子。月光撒下来，山面上轻轻涂了一层薄粉。山上稀松的树，在水色的月光里面挺立起来，投着一丛丛的暗影。再向远处的山谷里看去，是峰峦把月光挡住了，那里是阴沉沉的。山谷里正有几户人家，月光地里看去，反是不见轮廓，只有两点闪烁的灯光在那山的阴暗中给人一种暗示，倒有点诗意。
我的思想，有点玄幻了，由李白“低头思故乡”的诗句里，更觉得久不见面的月色，给予我一种很浓的愁绪。于是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随手摘了石缝里一根野草，在手上盘弄。
远远地有两个南京口音的人，说着话过来。在南京住家时，总觉得南京人的口音，比起北平的国语，实在有天壤之别。可是到了四川，不知是何缘故，一听到南京人讲话，就让人悲喜交集，颇觉得多听两句就好。因之我就听下去了。
一个南京人说：“你在大学教书，教授也罢，讲师也罢，每月总可以挣三五百元，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公司里的运输员？”
又一个人道：“你要晓得，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无论干什么，你应该打打算盘能不能发财？能发财，就到俱乐部去当一名茶房，那又何妨？前十年，上海的八十八号，是很有名的俱乐部吧？有一个人在里面当了茶房，出来坐汽车，住洋房，人家一般称他作先生。”
先那个人问：“难道当运输员能发财？”
这个人答：“那也看个人的手腕。但是无论怎样的笨家伙，一搭上了这发财的船，多少也可以啃一点元宝边。”
那两个人说着话，慢慢地由我身边经过。直等他走到了很远去，我还听到他们左一句“发财”，右一句“发财”，不断的送过来，转变了我对明月的留恋，钻进草屋去了。
我刚躺在床上，却有人大声喊道：“老张，快来快来！帮我一个忙。”
我迎去看时，是一位远亲邓进才。他穿一件四个大口袋的草绿色短衣，同色的长脚裤，踏着尖头皮鞋，却擦得乌亮。手里拿了盆式呢帽，在胸前当扇子摇。在他身子前后，却放着两支手提皮箱。
我说：“久违久违，有何见教？”
邓进才在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擦了额头上的汗，笑说：“这两支箱子我拿不动了，请你叫佣人帮我送回家去。我送三分邮票他吃茶。在街市上邮票也可以当辅币用，我身上这三分邮票，就是买长途汽车票找下来的零头。”
我又觉得他家不远，笑说：“主人是我，佣人也是我，我替你拿一支，你自己拿一支罢。”
他倒是很客气，提了一支较大的箱子在前引路。我提了箱子在后跟着，才明白他满头大汗，大有缘故，那箱子里简直装的是一箱子铁块，我只提了十多步就很吃劲了。看到邓进才把箱子扛在肩上，两手扶着走路，也跟了他这样子，把箱子扛起。
他见我穿一件灰布长衫，晃晃荡荡走，扶了箱子的手，细白而没有粗糙的劳动皱纹，透着不过意。回头向我笑道：“大时代来了，我们必定练习到脚能跑、手能作、肩能扛，以备万一。斯文一脉，怕失了官体的人，应该在淘汰之列。你这样肯劳动，很对。”
我想，我怎么会不对呢？就替你省了三分邮票。但我累得周身臭汗，实在喘不起气来答他的话。
到了邓进才家，他首先抢进门去，叫道：“快来，快来接东西！”
于是他的太太，笑嘻嘻地出来，把箱子接了进去。
邓先生住的也是“国难房子”，竹片夹壁，草棚盖顶，外面一间屋子，宽阔不过一丈多，里面摆了一张白木桌子，两支竹凳。再看到邓太太一件蓝布长衫已经绽了好几个大小补钉。他们的境遇，大概是相当的困难。为此，我也不愿受他的招待，转身就要走。
邓进才一把将我拉住，笑道：“来了连烟也不抽一支就走，未免太瞧不起亲戚了。”
我听到他说“瞧不起”三个字透着严重，只好坐下来。他说请我抽烟，并没有送出卷烟来，只是邓太太送出两支粗泥饭碗来，里面装着滚热的白水。这样，我倒对他们的生活更表示同情。
邓进才搬了方竹凳子靠我坐下，笑道：“你猜我这两箱子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说：“真有相当的重量。当然，你这里不会有五金用品，大概是两箱子书吧？”
邓进才笑道：“你也并非外人；我也有事相商，不能瞒你；这里面都是西药。”
我说：“西药？现在一小瓶西药，也要值好几十块钱，你这两箱子……”
他向我摆摆手，低声道：“请你不要高声。”说着，向屋子左右两旁指指，那意思显然是怕邻居听到。
我就笑了一笑，问道：“哪里弄到许多的药品？”
他道：“凡事只要肯留心，总会想出个办法来。在汉口撤退的时候，我身上还有几百块钱，心里就想着只凭这几百块钱，要过这遥远的长期抗战生活，当然是不可能，总要找个生财之道，以便将这几百块钱，利上生利。依着内人就要换金器。可是那个时候，金子已相当的贵，将来纵然涨价，那也涨得有限。我就临时心生一计，把几百块钱钞票揣在身上，满街去张望，打算看到有什么便宜货就买什么。其实，我这也是一个糊涂算盘，街上要关门便宜出卖的东西，满眼都是，哪里买得尽？无意中，我站在一家小小的西药铺门口出神，回头一看，他们玻璃架子里东西，都空出来了，只是地面上放着两支网篮。店东走了，有位年老的伙计，在那里收拾细软。我闲问：‘你们要走了，药还卖不卖？’他倒说得好：‘怎么不卖？卖一文是一文，我们要下乡去了。’”
我插嘴笑道：“你一定捞了一个大便宜，把两篮子药品去买过来了。”
邓进才道：“怎么是我捞了大便宜，实在是那老伙计捡了我一个大便宜。那家西药店的老板走了，这些东西交给老伙计看守，就算是不要的了。你想那老伙计有这样好的事，卖了钱还不逃之夭夭吗？所以我逼他把账本拿出来，对了网篮子里的药品，照他买进来的本钱，打了个对折收买。两篮子药品，累了我查对半天。买回来，我内人，倒埋怨我胡来。可是到了宜昌，局面稳定些，打听药价，就有个小对本利。因之，我咬着牙，把这东西带进川来了。”
我说：“你当然想到此地更俏。”
他笑说：“我一路装病人打听药价。到了重庆，知道药价都有个三四倍利钱。第一天打听明白了，打算第二天送一些药到药房里去卖，事情一耽误，第三天才去，一问价钱，又涨了好几成了。商家看到我提个皮包，不知道我是卖药的，他说：‘要买快买，不然，明后天又要涨价了。’我听了这话，把原药品又带回了客栈。”
我说：“你川资还够吗？”
邓进才犹豫了一阵，笑道：“好在同乡很多，钱完了，十块八块，向同乡借了来用。只要我熬得住，药放在家里一天，就涨一次价，我实在舍不得卖出去。钱借不到了，天气慢慢暖和，我就充难民把衣被行囊摆在街上出卖。”
说到这里，他太太出来了，红着脸道：“进才，你怎么信口胡说？好在张表弟不是外人，要不然，说我们无聊。”
邓进才头一昂，脸上现出了得意的颜色，笑道：“你妇道之家，懂得什么？我向表弟说这些话，正是表示我能艰苦奋斗。妇人家眼皮子浅，看着物价涨五倍的时候，你就吵着要卖掉，现在怎么样？”
她听到“药价高涨”这句话，心窝里一阵奇痒，也嘻嘻地笑了起来。
我道：“表兄和我说这些实话，当然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还可以自食其力，决不揩你的油，可以尽力而为。”
表嫂高兴起来了，说了一句大方话，眉毛一扬，笑道：“照码子算，也不过六七百块钱的本钱，值什么？”
她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心想七百块钱本价，照码加二三十倍，是二万元了。她还未必是实话。这两支破箱子，竟要值好几万。
我一犹豫，邓进才明白了我的意思，笑道：“这箱子里，也不完全是值钱的药，奎宁丸就有两千来粒。”
我说：“那也不坏呀，现在奎宁丸价钱很贵。”
邓进才道：“当然是比平常值钱的多，可是把药熬到现在没有卖出去，我夫妻两个，也很吃了一点苦，没有钱花，在街上当了两个月难民。最近我看到时局要好转了，才卖了一点药撑起这个破家。刚才我是送药品给人看，他也说不敢全买，怕快要跌价。你在新闻界，消息当然比我灵通，你看我们还要抗战多久？”
我想他们发财之心太甚，故意和他们别扭一下罢，笑道：“表兄一见面，我就要告诉你这喜信的。因为正听你说这有趣的故事，没有告诉你。昨天我得着极端靠得住的消息，日本在这几天之内，要发生总崩溃，不出两个月，抗战就要结束。”
表嫂听了这话，脸色一动，说道：“不会这样快吧？”
我说：“我们是中国人，就希望中国很快的胜利。纵然没有这样快，也要作这样快的打算。”
邓进才道：“那自然。这样说，我药品趁早卖了罢。”
我微笑着，没有作声。正在这个时候，看到一个蓬着短头发，面黄肌瘦的人，坐在对面敞地的石头上晒太阳。单裤子外，露出两条黄蜡似的瘦腿，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袄，向外冒出好几块黑棉絮，鼻子里哼哼不断。
表嫂道：“讨厌，这死老王，天天到我们门口来哼着。”
那个人哼着道：“啊哟！看在同乡份上，在这门口晒晒太阳也不要紧，何况俺在府上做了两个月工？”
我听那人说了一口皖北话，就走出门来，向他问话道：“你是哪县人？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他听我也说着乡音，露出尖嘴里几个惨白的牙齿，向我笑了一笑，点个头道：“先生，俺本来是个好小伙子，在这里和几家下江人挑水，一个月也可以挣百十块钱。原住在邓先生厨房里，和他老人家也挑过两个月水，他不给工钱，俺不给房钱。不想得了一个三天一次的脾寒，一个月来，弄得俺一点气力没有。”
我说：“你不会买两粒奎宁丸吞吞吗？”
他摇摇头道：“吞不起！一块钱买不到几粒。一天要吞好几粒。”
我就联想到邓进才箱子里有两千多粒奎宁丸。凭着老王是千里相依的同乡，也应该送他几粒丸子，何况还帮过两个月的工呢？我有这种亲戚，我是一种耻辱。我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气了，扭转身就走开。
还没有走十几步路，那老王在后面叫着，晃里晃荡追了上来。
我站住问他道：“你还有什么事要找我吗？”
老王哭丧着脸，皱了眉头道：“照说，我不应该向你先生开口，不过我看到你先生这样子，是个仗义的人，总可以……”
我道：“你说罢，在我的力量上做得到的，总可以。”
老王道：“我有个本家兄弟，在公路上服务，我想去找找他。他们常跑昆明、仰光，应用的西药很多。”
我道：“我明白了。你需要多少钱川资？”
老王道：“我只好慢慢走了去了。一天走不到，走两天；有两天的店火钱就可以了。”
我并不是那样豪侠的人，但我也不是那样悭吝的人，就掏了两元法币给他。我心里还想着，这实在无济于他的病，这还不够买四粒奎宁丸的。可是，他不忙接法币，竟在石板路上跪了下去，十指叉住地面，向我磕了一个头。
我“啊哟”连声道：“这还了得！”
他站起来，在黄蜡似的脸上，垂了两行泪，说道：“先生，在今天，两块钱不算多；但是，我们萍水相逢，难得你肯帮忙。这里熟人多了，我天天去求人，慢说给钱，一见我就板着脸子。”
我说：“你每日三餐饭由哪里来？”
他叹了一口气道：“哪里还能论餐？讨一日，吃一日，讨不着就饿。我在家也是一个壮丁，多少可以做点事，谁教我跑到四川来的？”
我道：“这样说，大概你今天没有吃饭，我再帮你一点忙。”因又加了一张五角的角票，笑道：“你去买两斤红苕吃罢。”说着，把钱都交给他，我就走开了。
过了两个月的样子，一天，我由城里搭长途汽车下乡。这汽车司机在登车之前就和人咕噜着说：“早就有话了，调我跑两趟昆明，还是要我开这短程。”
我心里就想着，太勉强他了，恐怕会在路上出乱子。果然，汽车开出去十公里，抛了锚了。据司机说：“机件是无可救药，乘客请下车罢。”我向来能走路，到家只七八公里了，就慨然地先下车来。
车子所停的地方，是个山坡下，山坡上新盖了一幢洋式楼房，门口挂了丈来长的直立招牌，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堆栈。楼栏杆边站着几个人，对了下车的旅客微笑，他们似乎了解我们所演的是一幕什么喜剧。我是个新闻记者，对于这种讽刺，当然有极深刻的印象，低下头，我就匆匆走开了。
但是在那些看笑话的人群里面，有人喊着：“那位穿蓝布袍子的先生，请等一等。”
我一看乘客里面，并无第二个穿蓝布袍子的，当然是叫着我，我就站住了脚。
那人跑到面前来，我看时，黑胖的脸儿，穿了一套细青哔叽西服，里面花羊毛内衣，脖子上套了一条绿绸领带，却歪到一边。加上他那两只肩膀，微微地扛起，显然是初穿西装的。我对他看了一眼，仿佛有点熟识，然而记不起在什么地方会过，不免向他呆了一呆。
他笑道：“你先生不认得俺了？俺还向你先生借过两块钱作盘缠呢。”
我“哦”了一声，想起来了，此“桑阴之饿人也”，就是那位病得讨饭的老王。便对他周身看了一看，笑道：“恭喜，你交运了。两个月不见，身体完全好了。”
老王道：“树从根脚起。不是你先生那次帮我两元五毛钱，我怎得到这地方来？本打算到府上去道谢，你看我这样糊涂，不但不知道你先生住在哪里，还不晓得你先生贵姓。”
我笑道：“这样的小事，不必提了。”
老王道：“我要还你先生的钱，自然那是小看你先生。但是我决不能不尽我一点心。我们这里有车子进城，陪你进城去，我作个小东。今天下午也好，明天早上也好，我们再坐顺便车子回来。”
我也决不会为了两块钱的施与，就要人家盛情招待，当然拒绝。无如老王用意十分诚恳，硬把我拉到那堆栈里去，茶烟招待。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似乎还打算另有报酬。他也有一间房，掩上了门，只有我两人谈话。
他坐在我对面，低头看看他那西服，透着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道：“你先生看我打扮成了这样子，有点不配罢？我也是没有想到有今天。那日我接了先生两块钱，就投奔了我本家兄弟，不到十天，我的病完全好了。他要到海防去运货，正要一个靠得住的人帮忙，就带了我去。有几个人，想去不得去，就暗下借了我三四百块钱，叫我作点生意，又想出主意，教我贩些什么货。我就照他们的话作，回来把货卖了，双倍还了人家的钱不算，我还赚了几个钱。不久，我又要去了，你先生要点什么，请告诉我一声，我给你带来。”
我笑说：“那倒不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贩的什么货，赚了多少钱？也让我长长见识。”
他听了，伸手搔搔光头，有点踌躇。
我道：“你觉不便告诉，就不必说了。”
他笑道：“也没有什么不便，我们将本求利，大小是场生意，不过钱赚得多一点罢了。”
我笑道：“连你自己都承认赚的不少，这数目一定可观了。”
老王笑道：“大概赚了三千块钱不到。”
我听了这话，有点吃惊，心想一个讨饭的，跑了一趟海防，就赚了三千块钱。
他见我发呆，便笑道：“你先生不要以为稀奇，作大生意的人，一趟赚几十万，也是常事。”
我笑道：“我倒不稀奇你能赚钱，所稀奇的，在重庆，赚大钱是这样容易。”
老王道：“我本家兄弟说了，我们虽然是拿货换人家的钱，总也有点良心。老百姓的钱，平常我们可以赚他几个，这个时候，我们赚他的作什么？所以我们带的东西，都是化妆品、西服材料、外国罐头，都是有钱人用的。”
我说：“你们带的这些东西，都是奢侈品……”
他不等我说完，已经懂了我的意思，点点头笑道：“我带的都是化妆品，很好带。譬如口红，指头大的东西，在海防买法国货，更精致。五十支口红，裤腰带里也有法子放下。”他说着打了一个呵欠。
我两指夹着他敬我的一支烟卷，放在嘴边，昂了头吸着，望了窗子外的青天，只管出神。
他笑道：“张先生，你想什么？以为我撒谎？”
我笑道：“我不但不疑心你撒谎，还怕你没有完全告诉我呢。我是在这样想，你说不赚老百姓的钱，赚阔人的钱。可是你没有想到阔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一支平常的口红，你们可以敲阔人几十块钱的竹杠，阔人也没有为了你们这样敲竹杠痒上一痒，可想他们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平常一块钱买一样东西，他们从哪里弄钱来买；现在一百块钱买一样东西，他还不是从那里弄钱来买吗？”
老王对我强笑了一笑，又偏着头想了一想，似乎他对于我所说的这些话，并没有了解。
我对于这种问题，是不惜学“生公说法”的，正想跟着向下说去，却听到门外有人大声道：“不打了，不打了，八圈麻将，输了我们两千多块钱。”
我向窗外看，是个穿青毛线上衣，外套工人裤子的人。
老王站起来道：“张三哥收场了，我们就走吗？”
张三点点头道：“走走！到城里旅馆里洗澡去。”
老王道：“好好，我和你一路去。张三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子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先生，他也姓张。”
张三走了进来，和我握着手道：“不错不错，为人要像你这样。”
我觉得他说话粗鲁，倒不失本分，也逊谢了几句。他就在身上掏出一个很精致的烟盒子来，奉敬了我一支烟卷，我看着那纸卷上的英文字，却是大炮台。我想着，除了银钱行里上等职员，作官的主儿，在“简任”职以下的，已很少抽大炮台香烟了。他的收入，起码是超过“简任”职的正式薪水。
他见我沉吟着，或者明白了我的意思，笑道：“这个年月，有钱不花，是个傻瓜。来来来，我们进城去。城里旅馆里，我们几个朋友，开得有长房间，一路洗澡去。老王请你吃晚饭，我请你听大鼓。”
我笑道：“我因为有点事，正由城里赶回家去，怎么又回城去？”
张三道：“莫非你先生瞧不起我们粗人？”
这句话他说得太重了。我只好微笑着跟了他们出去，坐了他们运货的卡车，重又入城。
他们果然在城里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个大房间，这里已经有两位在座。一个穿了新制的古铜色线春驼绒长袍；一个穿了花格呢西服，架腿半躺在沙发上，口角里斜衔了烟卷，颇为舒适。
张三和我介绍之下，穿长衣的一位是江苏金先生，穿西服的一位是湖北钱先生。那钱先生误认我是同行，让坐之后，就问我是作什么生意？
我笑道：“作一点破纸生意。”
他认为是真话，点头笑道：“这也不错。我有一个朋友，由宜昌运一批纸上来，因为货太多，轮船不容易运来，就找一只大白木船包运。这船在长江里走了足三个月。他先是急的了不得，后来倒怕这船到快了。”
我说：“那是什么缘故？”
钱先生道：“你想，纸价一天比一天高，他落得在船上多囤几天。到了岸，立刻要起货到堆栈里去。城里正要疏散乡下呢；堆栈一时又不容易找到；就是找得到，堆一天多出一天钱。他由宜昌起货的时候，单说白报纸罢，不过二十块钱一令，现在暗盘不说，普通也不是说两百块吗？他这财发超了，发超了！”最后他闹出一句家乡话：“真是没得么事说。”
我说：“他的货卖了没有？”
钱先生道：“要钱用，他就卖一点。现在囤货的，不都是这样，哪个肯一齐脱手？”
我笑问道：“钱先生既是熟悉这些情形，当然也不能光睁眼看了别人发财，一定也有生财之道的。”
钱先生微笑道：“我倒不是有心作生意，是我由沙市动身的时候，有许多开铺子的熟人，想赶凑一笔现钱。我是打算入川的，就掏出钱来，把人家的存货收了。”
我问道：“是些什么存货呢？”
钱先生在茶几上大炮台香烟厅子里，抽出了一根烟卷，慢慢在茶几上顿着躲避我的话锋。我想着，他既不肯说出来，我这话显然是问得唐突。正好张三披了睡衣，由屋后洗澡间里出来，我就故意把话移开来，笑道：“一个澡洗得这样快？”
他向钱先生笑道：“水很热，快去洗罢。”
钱先生站起来，解着纽扣，缓缓地向洗澡间里走去。
这时，茶房忽然送进一张字条来。金先生接着看了，脸色显得有些变动。钱先生一脚，已是走向洗澡间里去，好像有点惊觉，立刻回转身来，把字条接过去看。因道：“这样子，我们立刻去看看罢。”
他脸色有点转青，望着金先生。两人在衣架子上拿了帽子，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原来茶房送进来的那张字条，却放在桌沿上，没有拿走。老王正坐在桌边，就把字条拿了起来，交给张三道：“你看看罢，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把他两个忙成这样子？”
张三接过字条，两手捧着抬起头来看，笑着摇摇头道：“字写得太草，他们家里失了两件什么东西，张先生看看是吗？”
他说着，把字条交给了我，我实在无心窥探人家的秘密，无如张三已交到了我的手上，而且是他们失落了东西，无所谓秘密，因也就捧着字条来看，见上面写的是：
“送某某饭店三号房间钱先生，纱价已跌落二百元，仍有看跌之势。尊意如何？速复。知白。”
我笑着想，字条有两个足旁加失的跌字，怪不得张三说是失落了两样东西。
张三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便告诉了他。
张三提起脚上的拖鞋，打了楼板一下响，皱着眉头道：“昨天我劝他多卖几包他不干，今天要损失好几万了。”
我问道：“这两位大概是做棉纱生意的？”
张三道：“钱先生是做棉纱生意的，金先生是做绸缎生意的，我们多少有点关系。钱先生的棉纱，都堆在乡下村子里，卖一包，在乡下抬一包来，十分麻烦。”
我说：“纱价到了现在，也就顶了关了，再不卖就错过机会了。”
张三道：“大家都在囤着，不放手哩。”我道：“他囤了多少货？”
张三伸手搔搔头发，笑道：“这就难说了。要论他原来的资本，那真不足说，不过一两万块钱；到了现在，那可吓坏人。假如现在还要出航空奖券的话，他总连中了两个航空头奖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伸手搔头发，笑道：“我也不必多说了，反正作商人的现时都发财。”
我微微地摇着头道：“那也不尽然吧？”
老王道：“算了算了，我们何必尽谈不相干的事情。换上衣服，我们出去吃饭去。”
张三沉吟着，伸手到烟厅里取烟，一看里面空了，就在衣架子的衣服袋里，摸出一张一百元钞票来。他按着桌上的铃，茶房进来了，便递钱给他道：“买一厅烟来。你告诉对面南京饭店，给我们留个座位。说是这里三号房姓张的，他们账房就知道。”茶房接着钱去了。
我坐在一边看到，却是一怔。当年我在北平，所看到总长、次长们，那种花钱不在乎的样子，也就是如此。我倒疑心他是对我特别恭维，因笑道：“张三哥，你不必太客气，一切随便好了。”
张三笑道：“没有关系，烟卷我们总是要抽的。”
正说到这里，茶房进来报告，电话来了。
张三踏着拖鞋去听电话，约莫二十分钟，只听得他一路喊了进来道：“老王，老王，我们明天动身到海防去，今天吃晚饭，一定我请客，一定我请客。”
随着这话，两只拖鞋，由门口半空里飞进来，接着是张三一个倒栽葱，跌了进来。老王待抢着去扶他时，他已经爬了起来，两手拍着道：“只剩今晚一晚在重庆了，花几个钱不在乎，一个月后，我们口袋又满了。”他说着，将赤脚在地板上打着板，两肩一上一下地耸着。口里“滴
滴
”地唱着跳舞音乐。我这才明白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要去当司机，决非一种“有激使然”的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