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回来，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年轻的警察分局长，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一本书。

　　“到底来了！”他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见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说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就拿着它走了。这位警察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见对我说来好比晴天霹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里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觉。奶娘和普罗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妈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罗科菲听见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盏小灯小心地走到我房间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说，“在尘世的愁苦生活里喝上一点酒是没什么关系的。要是妈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有大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场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着，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光阴，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们提着灯走去。他的学徒尼科尔卡年纪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们走，用沙哑的喉咙吆喝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罚，”亲爱的普罗科菲对我说，“省长有省长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军官有军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您没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场坐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暗的板棚，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风从板棚那边吹来，就带出闷人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四下里一片阴暗，看不见那些板棚，老是撞着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的话互相骂着。普罗科菲也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气味。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里我觉着好像在血泊里走来走去似的。

　　我们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了。拿着筐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个来了。普罗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溅了血迹的白围裙，嘴里恶狠狠地咒骂，面对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大声叫嚷，响得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反复说他照原价给肉，甚至赔了本钱。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钱，厨娘看出这些毛病，可是给他的喊声震聋了耳朵，没有跟他计较，骂他一声刽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架势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深怕他别真的砍掉什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个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气味。我的精神状态好像是我奉了什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着有条纹的地毯，有一个年轻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通报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布置得很豪华，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难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间墙壁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换来换去，这儿的布置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走去，那边站着一个将军，脖子上挂着弗拉基米尔勋章。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像是字母“O”，“我请您来是为了向您说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亲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一个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的具有的贵族称号互相抵触。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诱惑别人犯罪，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点也不严厉。他的脸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着，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单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谦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请您来，我对您也不是用省长的身份，而是以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资格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职务上去，或者为了避免诱惑别人犯罪，就请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在与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在吃午饭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间她哈哈大笑，声音那么快活，响亮，激昂，只有好心的、爱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