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修铁路的”，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修铁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只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城里有几只狗经常发抖，尾巴夹在后腿当中，据说这些狗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车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远的地方，据说工程师为了把铁路修得挨近城边而索取五万卢布的贿赂，市政机关只同意给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闹翻了。现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们得修一条公路通到火车站去，据估算修这条公路破费的钱还要多。整个铁路线上已经铺好枕木和钢轨，公务列车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多尔日科夫正在造桥，全线工程便受到了耽搁，另外有些地方的车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别奇尼亚是我们的第一个车站的名字，离城有十七俄里远。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麦子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碧绿。这一带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荣，远处明晃地现出火车站、古墓、更远的庄园的轮廓……到野外来是多么好啊！我多么希望充满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贫穷，免得去想自己的饥饿！再也没有一种东西比强烈的饥饿感觉更妨碍我生活的了。这种感觉一出现，我的优美思想就跟荞麦粥、牛排、煎鱼的念头古怪地掺混起来。例如现在，我一个人站在野外，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鸟，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唱，仿佛发了歇斯底里一样，我自己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一块抹上黄油的面包，那该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闭着眼睛养一养神，听着五月里这种美妙的闹声，这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滚烫的土豆的气味。尽管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我却只吃得到很少的东西，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鹰。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懂，渐渐地我觉着烦闷无聊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该把它们摆在哪儿好。

　　我至少蹓跶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那是个很旧的、早已荒废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有了麻点，墙已经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院里有所厢房，它那灰泥脱落的光墙面对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了一块块白铁，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个小屋的窗子开着，小屋旁边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电线通到那个厢房的窗口，厢房的一面光墙面朝田野。屋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一个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起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

　　“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万·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的南飞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过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有一回在集市上，我手里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脱手，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卖出去，可是只卖了一个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就是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名字，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是用细绳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脸上有一种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乱乱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谈起天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地方买下三所上流社会的抵押过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说妥她有权利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找个工作。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就拿到多少钱！他跟人人要钱！”

　　然后他带我去吃饭，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两人合住在厢房里，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啬的人，”他说，“不过她也不会问你要很多钱。”

　　他母亲住着的那些小房间里很挤，所有的房间连前堂和门道在内都堆满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这些家具都是用红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织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妈妈，这人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将来在这儿工作。”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的、不好听的声调问，我觉着她喉咙里好像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这顿饭不好吃，菜只有一种用苦奶渣做馅的馅饼和奶汤。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会儿眨这只眼，一会儿眨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生命在她身体里微弱地发光，同时她心里微弱地闪着一种感觉：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里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亮一下，她就对儿子说：

　　“让，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气，现出女主人打算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

　　“您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多尔日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的站长了。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附近去，那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模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的房间，那儿铺着镶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大的红木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苞。花园幽径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经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风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渐渐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愤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使劲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镜子，偶尔出现一圈圈细纹，不住颤抖，原来是河里的莲花被快乐的鱼惊扰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庄。安静的、蓝色的水引诱着人们，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却都属于工程师了！

　　随后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文笔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领物单、请求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仍旧没有事情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小孩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吃饭。肉很少见，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眨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着不自在。

　　这个厢房里的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做，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老是照一照镜子，嚷一声：

　　“你好，伊万·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苍蝇，而且说味道有点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