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星期日，出人意外，医师布拉戈沃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筒漆皮靴。

　　“我来找您了！”他开口说，而且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照俗话所说的那样，掏心窝子谈一谈。城里烦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谈一谈话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好朋友，请您允许我跟您谈一谈！”

　　我自己也觉着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一块儿谈一谈了。我见了他从心里高兴。

　　“首先我要说，”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这儿的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猪。可是上回野餐的时候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灵魂，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接着热诚地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经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处，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作为我们的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倘使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一种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更加广阔，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碰到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必须使强者不奴役弱者，必须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或者不成为逐步吸尽多数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这也就是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除了体力劳动可以作为普遍的、人人理所当尽的责任以外，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别的办法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可是您不认为倘使大家，包括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也在内，各人为自己，一概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用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那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机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见诸行动的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什么人，也不成为什么人的累赘，那此外您还需要什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戈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个蜗牛躲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在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里这岂不就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如今却来谈一种受到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所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说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无异于说，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说，“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像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顺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楼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真的，单单为了这道美妙的楼梯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为了让画家和为他研碎颜料的人吃同样的饭。可是要知道，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厨房的、灰色的一面。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恶心吗？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滚它的，随它们去互相吞吃好了！我们不该去想它们，不管您怎样把它们从奴役里救出来，反正它们要死，要烂掉的。应该想那个伟大的未知数，它在遥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争论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会来了，”他看了看表说，“昨天她到我们家里去，说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说奴役，奴役……”他接着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的问题，所有这类问题会由人类逐渐解决，自生自灭的。”

　　我们就开始谈这个渐进论。我说，关于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是自己把它解决的，并不等到人类通过逐渐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来解决。此外，讲到循序渐进，也吉凶不定。伴随着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发展的过程，还有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地成长。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没有衣服穿，没有保障。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处，那是因为奴役的技术也逐渐细致起来。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给奴役添上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个个别例子里为奴役找出借口来。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可以把我们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机能的需要转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们一定转嫁，而且事后当然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了。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慌慌张张，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到父亲那儿去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布拉戈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欢乐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奇突。我们走到旷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眺望着那座城，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阳而放出万道金光。

　　这以后每一回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戈沃也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像他们在我这儿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姐姐听我和医师争论，同时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温柔，好奇，我觉着她的眼前好像渐渐展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座，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现在她有的时候坐在我床上哭，那却是出于一种她自己从来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两天以前，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眼睛没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绢擦干净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一板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公处主任的儿子，奉派担任省税务局的科长了。

　　“现在看一看你自己，”他叠起那份报来说，“叫化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胚！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成为一个人。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极力往泥里滚！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压低喉咙接着说，“我来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吃过午饭后就走出家门，现在已经八点钟了，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如以前孝顺了，在这儿我看到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像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娘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不吉利的事发生，我感到了！”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没有扎成捆，乱堆着，我还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在车站的房子里住着，睡觉，我们就挤住在夏天“修铁路的”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冷得睡不着觉，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每逢我们在桥旁边做工，粗鲁的“修铁路的”晚上总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打油漆工人，这在他们已经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打我们，偷去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萝卜给我们这些灾难添上最后一笔，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利润以后又把它转包给萝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不料天又下雨，时间白白耗费过去，我们不能做工，可是萝卜却得每天给工人开工钱。挨饿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骂他是骗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绝望地向天空举起两只手，屡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