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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德州,下了一阵雨,天气顿觉凉快,天色也暗下来了。室内点上电灯,我向窗外一望,却见别有一片亮光照在树上地上,觉得奇异,同车的一位宁波人告诉我,这是后面护送的兵车的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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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LincolnB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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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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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话作辩护,未免有点同善社的嫌疑。但是,只要我自信是凭了理性说话,这些事都可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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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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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博物院带画院,只检大的说,足足有十个之多。在巴黎和柏林,并不“觉得”博物院有这么多似的。柏林的本来少些;巴黎的不但不少,还要多些,但除卢佛宫外,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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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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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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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脚骨”——读若Phacahkueh,是我们乡间的方言,就是说“无赖子”,照王桐龄教授《东游杂感》的笔法,可以这样说:——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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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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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欲海回狂》的历史真是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这本书是在民国元年,在浙江教育司里范古农先生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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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声音从窗洞飘落下来了。“让我们都来看吧,秦铮又回来了,又是同平野一道……”秋雨过后,天色变做深蓝,静悄的那边就是校园的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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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诗人中间,有一个人为我所最佩服,这就是黄公度。公度名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人,曾参与戊戌政变,但是他政治上的主张不及文学上的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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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言,“以鸟鸣春。”现在已过了春分,正是鸟声的时节了,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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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行者站在灵霄殿外,耀武扬威的不服气。如来伸出一只手掌道:“你有多大本领?能不能跳出我的手心?”孙行者大笑道:“我的师父曾传授给我七十二般变化,还教我筋斗云,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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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月前中国报上载,托尔斯泰著作被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禁止,并且毁书造纸,改印列宁著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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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从早晨就在这山城上飘散着,没有一点停歇的意思。冒着雨,我到公园的操场去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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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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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伏园兄: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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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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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林著《念堂诗话》卷二中有一则云:“《日知录》谓古卖糖者吹箫,今鸣金。予考徐青长诗,敲锣卖夜糖,是明时卖饧鸣金之明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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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Tchekhov)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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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摩耳(J.H.Moore)给某学校讲伦理学,首五讲是说动物与人之“蛮性的遗留”(SurvivalofSavage)的,经英国的唯理协会拿来单行出版,是一部很有趣味与实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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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奇人废姓外骨(本姓宫武)在所著《猥亵与科学》(1925出版,非卖品)附录《自著秽亵书目解题》中猥亵废语辞汇项下注云,“大正六年发行政治杂志《民本主义》,第一号出去即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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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修甫著《武林市肆吟》百首,其九十一云:“纸筩樟屑火微熏,药气烟浓夜辟蚊,胜卧清凉白罗帐,青铜钱止费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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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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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得很,我不单是怕狗,而且怕猫,其实我对于六合之内一切的动物都有些害怕。怕狗,这个情绪是许多人所能了解的,生出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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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都市中,夜夜可以看到电灯、日光灯、霓虹灯,偶然也可以看到汽油灯;在农村中,电灯并不普遍,日光灯和霓虹灯更不在话下,所习见的不过是油盏或煤油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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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觉到不安。在大陆上的时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讲的机构、团体增加许多麻烦: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挤破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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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是开茨那首有名《咏一个希腊古瓮》诗最后的一句。凡是淡起开茨,免不了会提到这名句,这句话也真是能够简洁地表现出开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