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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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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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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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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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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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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史癖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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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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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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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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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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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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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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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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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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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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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亡,得见武汉三镇;名不虚传,的确伟大。立在蛇山上,或黄鹤楼头,看着滚滚长江,风帆来去,小小的一颗心不由的起了无限感慨与希望:越自认藐小,越感到景物的伟大;越痛心国土的日促,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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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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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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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有许多人虽然活着,却是已死;有许多人虽然已死,却是活着。活着的汉奸们,甘为傀儡,傀儡是死东西。死去多少英勇将士,把不屈服的精神交与全民族,他们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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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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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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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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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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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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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华北运动会”是在济南举行的。开会之前忙坏了石匠瓦匠们。至少也花了十万圆吧,在南围墙子外建了一座运动场。场子的本身算不上美观,可是地势却取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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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过广智院的人,从一九○四到一九二六,有八百多万;到如今当然过了千万。乡下人到济南赶集,必附带着逛逛广智院。逛字似乎下得不妥,可是在事实上确是这么回事;这留在下面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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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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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稀拉胡涂的又过了一年!年年在元旦都有一些雄心,想至少也要作出一件半件惊心动地的事,可是到除夕一清算,只是欠了一点钱,旁无可述;惨笑一下,听着放爆竹而已!不过,认真的去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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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研究科学,这几天。要发明个机器。这个机器得小巧玲珑,至大也不过像个十支长城烟包,可以随身带着,而没有私携手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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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