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全家由北京搬到上海来不到两年，三哥元荫的妻便得病死了。我常到二婶家里去，元荫又是我们兄弟辈中和我最说得来的一个。但三嫂，元荫的妻，我在两年来却只见到三四面。她不大出来见人，终日的躲在房里。她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一个脸色惨白，寡言少笑的少妇，身材和脸型都很淸秀玲珑而已，元荫是一个忠厚不过的人，惯于受人欺负的。没有一个朋友或兄弟，曾当他是一个同等的人的。他们一见了他不是明讥，便是暗嘲，几乎当他是一个玩物，一种供人取笑的东西一样。他从不生气，也不回报，只是默默无言的置之不理。我是不会如此的取笑人的，有时反替他出了几次气，所以他对我的感情特别的好。有什么事总来和我商量。他也译写些小说童话之类，译完了总要拿来，很谦虚的要我校改指正。我拿了他的译稿在仔细的看，他立在我旁边，似乎很仿徨不安的把眼光也随了我的眼光而往下看。他的中文实在不能达意，把原文的意思也常常弄错了。我不时把眼光钉注在几行译文上，他便知道这里一定是说不大通了，便连忙低声而忙乱的说道：“这个地方我也覚得不大对，请你改一改，改一改。”他的身材很矮，立在我身边，眞如一个孩子一样，而他的语音也眞如一个孩子，声带尖脆而发音迅快。他永远是很忙乱的，眼又近视，走在车马多的路上眞是很不相宜。他和他的妻似乎感情很好，从不曾吵嘴拍桌子的闹过。自他的妻死后，他终日的哭丧着脸，走路也格外的迟钝了，翻译也有好久不曾拿来给我看了。他虽不曾对别人提起他对于妻的忆念，我们却都知道他心里是如何的凄楚难堪。

　　他的妻死后，便葬在郊外的公共墓场里。他每个礼拜天上午，必定很远很远的由家跑到墓场里，去看望他的妻的墓。这几乎成了他的刻板的功课，他的风雨不移的程序。有一个礼拜天午后，我到二婶那里坐坐。雨丝如水帘似的挂在窗外，阶前几株小美人蕉的花和叶，几乎为重重的雨点所压而坠下。元荫全身是水的从大门外走进来。鞋子似已湿透了，干的地板给他的足一踏上，便明显的现出一个个的足印。

　　我道：“三哥那末下雨天气到哪里去？又不带伞？”

　　他母亲很不高兴的说道：“你猜还会到哪里去！还不是上坟去！去了一个上午了，到此刻才回来，饭也没吃，下雨也不知道，没看见过那末大的人了，还是如此的痴心！”

　　她转头望着他厉声的说道：“家里的饭早已吃过了，一家人怎能等你一个！你自己到厨房里告诉李妈，弄一碗炒饭，再弄一碗紫菜汤去吃。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他默默无言的向厨房走去。他母亲又教训小孩子似的说道：“还不去把鞋袜换了？湿漉漉的泥足，把地板都弄脏了。”

　　我很为这个“痴心”的三哥所感动。

　　有一个礼拜天，天气很好，太阳光在地上、墙上、树叶上跳跃着，小麻雀喞啾喞啾的在天井里找寻食物，墙角一丛玫瑰花，新绽开了好几朵，花瓣如火似的怒红，又似向了朝阳微张着笑口。五姊久已约我在这几个礼拜天里，陪伴她到三伯墓上探望探望。前两个礼拜天是阴天，上个礼拜天又下雨，只有这个礼拜天却是晴明的天气。我便陪了五姊坐了马车同去墓场。在墓场门外花铺里买了一大束三伯生前所喜的蜜黄色的玫瑰花，插在墓前的石瓶里。好几个礼拜没有来，泥地上葱翠的小草，已长到足面以上了。五姊立在墓前，沉默的如有所思，我陪她站着，心里也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楚；四望都是白石的墓碑和美丽的小石象；在这样的一小方的墓石下面，便埋葬着一个活泼泼的靑年，或一个龙锺的老叟，或一个秀丽的姑娘，或一个肥胖聪明的孩子。照在太阳光下而闪闪发光的白杨树的绿叶，迎风颤动着。什么声音都没有。偶然有一二个穿着黑衣的少妇或老妇走过我们前面，那足步踏在砂泥路上，廓廓的作响，益显出这里的凄静。我偶然抬起头来，看见矮小的元荫又站在离此数十步外的他的妻的墓前了。不知他什么时候竟无声无响的走进来。他默默的站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似乎除了前面的墓石墓碑外，再也看不见四周的别的人物。黄澄澄的太阳光射在他脸上，显出他的不能形容的隐藏的殷忧。

　　“元荫又来了，”我轻轻的对五姊说。

　　她道：“还不是每个礼拜天必定要来的。我们走吧，不必去照呼他了，省得打扰了他的思念。”

　　我们悄悄的打他身边经过，他竟没有看见。我在小路角上回头望了望他，他还是默默的站在那里。眼光凝注在他的妻的墓石上，似乎这样的专诚的等候，竟可以使他的妻复活起来和他叙话一样。

　　我出墓场大门时，对五姊说道：“象这样的一个痴心男子也眞少见。至诚人一定是一个大儍子，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五姊双手握住了马车的小鉄杆，踏上了车，我也跟着上车了，对车夫道：“回去。”马蹄的的，在绿荫的静路上飞跑着。五姊叹了一口气的说道：“可惜他的妻不值得他如此的思念；也许她竟不接受他的如此的思念呢。”

　　我心里很疑惑，但知道这里一定有一段故事在着，便要求五姊把他们的始末叙说出来。五姊道：“论理，人已死了，我们不应该再去说她。但这事，亲戚中大都是知道的——你，常在学校里，亲戚中的家事当然是不会晓得的——说说也不妨。这是人世间千万个悲剧中的小小的一个，也许值得我们为之轻叹一口气的。我们也实在不能苛责她。”

　　马蹄有规律的一起一落，车子离闹市还很远呢。五姊便滔滔不绝的说着。我们说的是乡谈，车夫不会懂得的。

　　下面都是五姊的话。

　　你见过元荫的妻三嫂么？你一定是在她到了上海后才见到的。她在上海时候，已经是一个憔悴不堪的少妇了。他们家住北京的时候，我也在北京，那时她刚做新嫁娘不久，她的丰韻与你所见到的她，眞是全不相同呢。长圆的一张鸭蛋脸，眉目口鼻，都长得淸秀玲珑，说不出的可爱；双颊上微微的从肤里透泛出红色来，衬着那嫩白的皮肤，眞是“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一双水汪汪的黑眼，活现出一个聪明俐落的人来。一双手洁白而美润，如白玫瑰的花瓣。我头一次见到她，便覚得亲戚中再没有一个比她美好的少妇了。但嫁了象元荫那末的一个忠厚而委琐的人物，我也不禁代她叫屈。她怎么会嫁给元荫，元荫怎么会娶到这末美好的一个妻，那是一个神秘，我们永远不会猜透的，也许便是月下老人在那里作怪吧。她还会看书，写浅近的字条信札。她的字当然不大好，但方整而有秀气。她曾对我说，她很想进学堂去念书，但她父母总不答应，说，女孩儿不必进什么学堂，不必念什么书，只要认识几个字，会写写信，记记账便够了。她很后悔，当时不曾争执着要进学堂。如果进了学堂，也许可以自立了。

　　她待人是如此的和气，从不曾说过一句重言粗语。元荫得了这样的一个妻，当然是痴心痴意的爱重她了。我们也看不出她对元荫有怎么不满意，但也并不十分亲热，只是冷冷的，淡淡的。她很喜欢叉麻雀牌，亲戚间有什么喜庆宴会，在许多桌的牌桌之间，她总占了一个座位。她很静定的很有工夫的打着牌。在家里她不大开口说笑，只有在这样的热闹场面上，她才称心称意的有说有笑。她不大输钱，有时，反赢钱，总是赢的多，输的少。所以二婶也不大干涉她的赌博。所以她竟能有牌必打，有招必到。她的“牌德”是很高尚的，大家都很爱和她一桌打牌。她不象别的赌手一样，一输了几块钱便要发火，埋怨东，埋怨西，一有了几牌不和，便要申申的骂牌，穷形尽相的着急不堪。她只是和和平平的不动声色的摸牌、打牌、和牌。

　　便在这样的牌桌上，她第一次遇见了容芬。容芬，你一定认识他的，他是二婶的侄儿，一个人品很漂亮，且很有本领的人，只是略略的覚得荒唐一点。他在家时常常好几夜在外游荡着不回来。

　　（容芬，我和他是很熟悉的，想不到这故事竟与他有关。）

　　她那一天是到二婶娘家里去拜祝二婶的大嫂的寿诞的。容芬离家很久，到他母亲寿诞的前几天才赶回来祝寿。白天和黄昏，他在外招待男客很忙碌，竟没有进上房来。到了午夜的时候，男客逐渐的散去了，上房的女客们也散去了一大半，只有几个爱打牌的女客，还在那里兴高采烈的打着牌。牌桌旁边围住了一大堆的旁覌者，这都是等车子的客人或家里的人。容芬在这时由外面走了进来。他母亲问他道：“外面的客人都散了么？”他一面答道，“都散了，”一面挤进旁覌者的圈中，也在看着。他初见元荫嫂，覚得是一个生客，但显然是为她的淸秀玲珑的美貌所吸引住了。坐在她对面打着牌的是他的妻。他便走过去对他的妻道：“你打了一个整天了，也让我打几牌吧。”他的妻立起身来让他，并对他说道：“这里有一位客人，你不认识的。他是元荫嫂，去年冬天才过门的。”他对她点点头，她也略立起来一下，微羞的低了头，然后再坐下去。他们这样的打着牌，渐渐的熟悉了，渐渐的说话了。他似乎打得非常的高兴。他提议要打到天亮，整夜不睡。她说，不能打了，晚上已经太迟了，一定要回去。坐在她上手的黄太太笑道：“还是新娘子的样子，分离一夜也不肯！”她羞得不敢再多说话，脸上薄薄的加罩上一层红晕，照在灯光下面，是说不出的秀媚。黄太太又道：“容哥是难得在家打牌的，凭着他打一夜也不要紧。”又对立在那里旁覌的二婶和元荫道：“二婶婶先回去吧，荫哥也不用等了。新娘子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元荫讷讷的不能发一言，只有二婶道：“不怕辛苦，打通夜也不要紧。”于是他们便这样的一圈又一圈，一牌又一牌的打下去，直到了客人都散尽了，旁覌者都没有了，连侍候的小丫头和老妈子也各自去睡了，他们还在噼噼拍拍的打着牌，摔悉摔悉的洗着牌，直到了天色微亮，隐隐的有雄鸡高啼的声音时才散局。而老妈子已再起身烧茶打脸水侍候着他们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谁也没有起过什么疑虑。他们究竟在这个第一次的长久的见面里，有没有种上很深的印象，除了他们自己我们也不能晓得。但自此以后，容芬几乎天天的上二婶家里去，总坐了很久很久才走，还不时向二婶吵着要凑“脚”打牌。当然，元荫嫂在这样的牌局里是一个预定的必有的一“脚”了。他又不时的要求他的妻请了几个人到自己家里来“打小牌”，——当然元荫嫂也必是被请者之一了——到了牌桌一铺好，他便抢先的坐下来。名义上说是他的妻打牌，其实是他自己在打牌。他的妻往往因此不高兴，但因为平常服从他惯了的，也不敢说什么。他和元荫嫂因此常常的见面，常常的说说笑笑，一点忌讳也没有；元荫嫂也不再象初次见面时那样的带着羞涩。她也还不时的明谑暗嘲着他，如一个很亲近的密友。仍然是没有一个人曾起过什么疑虑。打牌，那是最正当的聚会，牌桌上的笑谑讥嘲，那也是最平常的事。但未免使容芬的妻微微的起诧异的，便是：容芬从见了元荫嫂后，不再在外面留连一夜二夜的，而只要在家里抢小牌打打，而且打牌的兴致很高。这是从来未有的事。她不禁暗暗的高兴着他性情的这样的变迁。二婶也未免微微的起诧异，这便是，元荫嫂近来打牌的时候更多，而且总要深夜才回家，而且不打牌的日子，总要闷闷的坐在家里，表现着从来没有的闲愁深思。

　　容芬要走了，他不能在家久住，因为他局里公事太忙，不能离职过久。他到二婶家里辞行时，二婶又留着他在家里打小牌，吃便饭。在牌桌上大家覚到元荫嫂的懒懒的不高兴的情绪。黄太太问道：“元荫嫂今天身体不大好？”她点点头道，“略有一点头痛。”于是这牌局很早的便散了。第二天淸早，元荫嫂梳洗了便出门，说是去找一位女友林太太，直到了旁晚才回，似乎情绪很激动，眼眶有一点红红的。然而也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曾疑虑着会有什么事件要发生。

　　她在家里更是冷漠漠的，对于打牌也没有那末高兴了。元荫总是死心塌地的奉承着她。她对他却总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脸孔，也不厌恶，也不亲切。

　　容芬离家了三四个月，仿佛是他自己运动着迁职至总局里来。总局是在北京，于是他可以常常住在家里。

　　自他到了北京后，牌局便又热闹起来。元荫嫂似乎对于打牌的兴致也恢复了。容芬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晚上的朋友间的花酒局和牌局总是能推却的便推却掉，老早的便回家，或到二婶家里，和几个太太们打打小牌，——元荫嫂当然是在内——他母亲和他的妻很高兴他现在的能安分了，二婶也以他的变情易性为幸事。

　　有一天，二婶到东安市场去买东西，她仿佛看见元荫嫂在远远的走着，有一个男人，象是容芬的样子，和她并肩而走，说说笑笑，转入摊角不见了。她才开始有些疑心。以后，她每站在牌桌边，看见他们俩打牌时，神色总有些不对。时时互视而笑。因为有了疑心，于是一切都有可疑的痕迹了。她因此对于容芬的殷勤走动，也不大高兴理会他，总是冷板板的一副脸。当他嬉皮笑脸，要求她凑成牌局，在她家里打牌时，她总是百端阻挡。元荫嫂要出去打牌，也没有那末方便了。每次出外，她虽不说什么，总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且再三叮咛她早回。这个神情，他们俩都是聪明人，当然看得出的。于是容芬在表面上是不大踏到她家里去了，元荫嫂除了有应酬外，也不大出外打牌了。然而他们却仿佛因了这样的隔离，反愈显得接近。有一天，元荫的弟弟从中央公园回来，他告诉他母亲说，他看见在公园的柏树下面，嫂嫂和容芬竟手牵手的站在那里，低低的说着话。他覚得很诧异。二婶再三的吩咐他不要多嘴对别人乱说。这一天下午，她便到娘家去，把这事私自告诉了她的嫂嫂，叫她约束容芬的行动。容芬的妻也知道了这事，竟悲切切哭了一夜。而她家里的牌局也不再有了。不知他们俩用了什么神秘的方法来互通消息；仿佛他们俩表面上虽见面极稀，而实际上仍是时时有的相会的。

　　有一天，二婶出去应酬了，说是到晚上才回来，元荫也有朋友约去吃晚饭了。只有元荫嫂一个人在家。二婶忽然覚得头晕，不能久坐，便很早的等不及上席便回来了。她敲了大门进去，看见容芬正从门里出来，见了她，脸上似有些不好意思。她把他叫住了，厉声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唯唯讷讷的连忙走开去了。元荫嫂是脸红红的坐在自己房里。她来不及脱去新衣服，便絮絮叨叨的明讥暗讽的对元荫嫂教训了一顿，并说，以后再也不许容芬踏进大门口了。元荫嫂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饭也没有起床来吃。元荫不知什么缘故，竟吓得呆了，再三再四的劝慰着她。她只是哭，并不理会他。他问他母亲，少奶为什么哭？二婶冷笑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去问你自己的媳妇好了！”这使元荫更迷惑难解。他对这事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的。过了几天，他仿佛也有些明白了，然而他是天生的懦弱的人，又是一味溺爱他的妻的，竟连一句谴责的话也说不出。见了她的终天闷闷不乐，反想了种种方法要使她高兴。

　　容芬从此绝迹于二婶之门，元荫嫂从此不大打牌，且不大出外应酬了。就是出外应酬或打牌，二婶也总跟了去。但她心绪似乎很不好，也实在不愿意打牌或应酬，宁愿躲在房里，在床上闷闷的躺着，即在应酬场中也没有从前那末伶俐可喜，和光照人。

　　亲戚们始而疑，继而一个个都知道这事了。渐渐的大家对于元荫嫂似乎都有些看不起的样子。她每次在应酬场中，似乎总有许多双冰冷如鉄箭的讥弹的眼光，向她射来，同时，还仿佛听到许多窃窃的私语，也似乎都是向她而发的。她几乎成了一个女巫，成了一个不名誉的罪犯，到处都要引动人家的疑虑和讥评的了。她往往托辞头痛，逃席而归。仿佛她自己的小房间便是她最安全的寄生之所一样。一出了这个房间，社会的压迫和人世间的讥笑声便要飞迫到她身上来了。因此，不必她婆婆的留心防守，她自己也不高兴出大门了。

　　然而要把一对情人隔绝了，似乎比把海水隔开了一条路还难。鬼知道他们俩用什么方法通信或见面！总之，他们似乎仍是不时的见面。她婆婆不时的明讥暗骂。监视她的行动，比狱卒监视他们的囚犯还严密。她受了这样的待遇后，总要在房里幽泣了一天两天，绝食了一天两天。这使元荫非常的难过。他也几乎要陪了她而绝食。二婶因此益覚得生气，每每厉声骂元荫没有志气。然而元荫还是死心塌地的一味爱她，奉承她，侍候她。

　　有一天，她说是到姊姊家里去。去了一天，直到了深夜才归来。第二天，有一个亲戚说，他看见元荫嫂又和容芬在一处并肩走着了。她婆婆特地叫人到她姊姊家里一问，果然她昨天并没有到她家去。这使她婆婆益益的不能信任她，益益的监视得她严厉周密。

　　然而他们俩的关系似乎还是继续下去。她的行动竟非常的诡秘，使二婶防不胜防。二婶终日指桑骂柳的讽谕着她，她除了在房里幽泣之外，再不答说什么，然而过了几天，她又抽一个空出外了，似乎又是去和容芬相会。鬼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来通消息，鬼知道他们是设了什么计划来求会面的。“情人乃是大勇的人，”这句话眞是不错。我想不到象元荫嫂这样的一个婉媚的少妇，在这个地方，乃竟能冒举世之不韪，而百计设法，诡变层出，这眞是谁也想不到的！

　　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去，我是亲戚中最少数的可怜她的境遇，而且能原谅她的衷情的一个。我在房里坐了一会；她没情没绪的坐在那里，脸色也惨白得多了，说话也不大如前的机警了。她桌上床头上放了许多小书。她说，她常常的把它们翻看，但往往看不了几页，便看不下去，仍把它们抛开了。房里是可以静出鬼来。据她说，有好久了，一个朋友也没有来过。她又低低的对我说道：“我想，我不会活得长久的，象这样苦生，眞不如死乐！”我劝慰了好久，但她摇摇头，叹道：“你们好福气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苦楚的！”我当时眞是难过，几乎要伏在桌上哭出声来。我任怎样也不忍谴责她！我心里充满了怜惜，悲悯。可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少妇竟要生生的断送在这样苦境之下了！我们两个人默默的相对；我偶然抬头，见窗外有两株桃花正夭夭烂烂的盛开着。蜜蜂在花间营营的忙碌着。春意似乎欲泛溢出天井外边来，然而她的房里却永远不会受到这个感应，她房里的空气是严肃枯寂如死的。我在她房里坐了许久才出来，二婶还对我骂了她许多不堪的话，我实在不忍听她的，几乎要掩耳而逃。

　　后来，他们搬到上海来了。临行的那一天，有人看见容芬在第二个站台上徘徊着，也不敢过来送别。不知他们俩究竟曾见最后的一面没有。

　　眞的，是最后的一面！元荫嫂搬到上海后，竟不到两年便死去了。我想，这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的死也许要比她的生快乐些。

　　听人家传说，自元荫嫂离开了北京后，容芬又回复了他前几年的原样子，喝酒，打牌，到妓院去，时时四五天不回家，而且，据说，酒喝得比以前更凶更多。

　　马蹄的的，有规则的一起一落，当五姊说完了以上的故事，我们的车子已经过了大马路，过了苏州河向北走了。

　　听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人间悲剧，竟使我不怡了好几天。我每见着元荫，我心里便覚得有一缕莫名的凄楚兜上心来。我永远记住这一个人间的小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