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醪集文學與人生

  在普通當做教本用的文學概論批評原理這類書裏,開章明義常說文學是一面反映人生最好的鏡子,由文學我們可以更明白地認識人生。編文學概論這種人的最大目的在於平妥無疵,所以他的話老是不生不死似是而非的,念他書的人也半信半疑,考試一過早把這些套話丟到九霄雲外了;因此這般作者居然能夠無損於人,有益於己地寫他那不冷不熱的文章。可是這兩句話卻特別有效力,凡是看過一本半冊文學概論的人都大聲地嚷着由文學裏我們可以特別明白地認識人生。言下之意自然是人在世界上所最應當注意的事情無過於認清人生,文學既是認識人生唯一的路子,那麼文學在各種學術裏面自然坐了第一把交椅,學文學的人自然……這並不是念文學的人虛榮心特別重,那個學歷史的人不說人類思想行動不管古今中外全屬歷史範圍;那個研究哲學的學生不睥睨地說在人生根本問題未解決以前,宇宙神祕還是個大謎時節,一切思想行動都找不到根據。法科學生說人是政治動物;想做醫生的說,生命是人最重要東西;最不愛丟文的體育家也忽然引起拉丁說健全的思想存在健全的身體裏。中國是農業國家這句老話是學農業的人的招牌,然而工業學校出身者又在旁微笑着說“現在是工業世界”。學地質的說沒有地球,安有我們。數學家說遠些把Protagoras(普羅塔哥拉)擡出說數是宇宙的本質,講近些引起羅素數理哲學。就是溫良恭儉讓的國學先生們也說要讀書必先識字,要識字就非跑到什麼《說文》戴東原書裏去過活不可。與世無涉,志幹青雲的天文學者嘖嘖讚美宇宙的偉大,可憐地球的微小,人世上各種物事自然是不肯去看的。孔德排起學術進化表來,把他所創設的社會學放在最高地位。拉提琴的人說音樂是人類精神的最高表現。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塊精神世界的地盤你爭我奪,誰也睜着眼睛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究是誰家之天下”。然而對這種事也用不着悲觀。風流文雅的王子不是在幾千年前說過“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可惜這種文力統一的夢始終不能實現,恐怕是永久不能實現。所以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罷。若使有學文學的夥計們說這是長他人意氣,滅自己威風,則只有負荊謝罪,一個辦法;或者拉一個死鬼來捱罵。在Conrad(康拉德)自己認爲最顯露地表現出他性格的書,《人生與文學》(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裏,他說:“文學的創造不過是人類動作的一部分,若使文學家不完全承認別的更顯明的動作的地位,他的著作是沒有價值的。這個條件,文學家——特別在年青時節——很常忘記,而傾向於將文學創造算作比人類一切別的創作的東西都高明。一大堆詩文有時固然可以發出神聖的光芒,但是在人類各種努力的總和中佔不得什麼特別重要的位置。”Conrad雖然是個對於文學有狂熱的人,因爲他是水手出身,沒有進過文學講堂,所以說話還保存些老舟子的直爽口吻。

  文學到底同人生關係怎麼樣?文學能夠不能夠,絲毫畢露地映出人生來呢?大概有人會說浪漫派捕風捉影,在空中建起八寶樓臺,癡人說夢,自然不能同實際人生髮生關係。寫實派腳踏實地,靠客觀的觀察,來描寫,自然是能夠把生活畫在紙上。但是天下實在沒有比這個再錯的話。文學無非敘述人的精神經驗(述得確實不確實又是一個問題),色慾利心固然是人性一部分,而向渺茫處飛翔的意志也是構成我們生活的一個重要成分,夢雖然不是事實,然而總是我們做的夢,所以也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天下不少遠望着星空,雖然走着的是泥濘道路的人,我們不能因爲他滿身塵土,就否認他是愛慕閃閃星光的人。我們只能說夢是與別的東西不同,而不能否認它的存在,寫夢的人自然可以算是寫人生的人。Hugo(雨果)說過“你說詩人是在雲裏的,可是雷電也是在雲裏的”。世上沒有人否認雷電的存在,多半人卻把詩人的話,當做鏡花水月。當什麼聲音都沒有的深夜裏,清冷的月色照着曠野同山頭,獨在山腳下徘徊的人們免不了會可憐月亮的淒涼寂寞,望着眠在山上的孤光,自然而然想月亮對於山谷是有特別情感的。這實是人們普通的情緒,在我們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的。Keats(濟慈)用他易感的心靈,把這情緒具體化利用希臘神話裏月亮同牧羊人愛情故事,歌詠成他第一首長詩Endymion(《恩迪米翁》)。好多追蹤理想的人一生都在夢裏過去,他們的生活是夢的,所以只有渺茫燦爛的文字才能表現出他們的生活。Wordsworth(華茲華斯)說他少時常感覺到自己同宇宙是分不開的整個,所以他有時要把牆摸一下,來使他自己相信有外界物質的存在;普通人所認爲虛無鄉,在另一班看來到是唯一的實在。無淪多麼實事求是抓着現在的人晚上也會做夢的。我們一生中一半光陰是做夢,而且還有白天也做夢的。浪漫派所寫的人生最少也是人生的大部分,人們卻偏說是無中生有,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我們雖然承認浪漫文學不是鏡裏自己生出來的影子,是反映外面東西,我們對它照得精確不,卻大大懷疑。可是所謂寫實派又何曾是一點不差的描摹人生,作者的個人情調雜在裏面絕不會比浪漫作家少。法國大批評家Amiel(埃米爾)說:“所謂更客觀的作品不過是一個客觀性比別人多些的心靈的表現,就是說他在事物面前能夠比別人更忘記自己;但是他的作品始終是一個心靈的表現。”曼殊斐兒的丈夫Middleton Murry(米德爾頓·默裏)在他的《文體問題》(The Problem of Style)裏說:“法國的寫實主義者無論怎樣拚命去壓下他自己的性格,還是不得不表現出他的性格。只要你真是個藝術家,你絕不能做一個沒有性格的文學藝術家。”真的,不止浪漫派作家每人都有一個特別世界排在你眼前,寫實主義者也是用他的藝術不知不覺間將人生的一部分拿來放大着寫。讓我們揀三個藝術差不多,所寫的人物也差不多的近代三個寫實派健將Maupassant(莫泊桑),Chekhov(契訶夫),Bennett(貝內特)來比較。Chekhov有俄國的Maupassant這個外號,Bennett在他《一個文學家的自傳》(The Truth about An Author)裏說他曾把Maupassant當做上帝一樣崇拜,他的傑作是讀了Maupassant的《一生》(Une Vie)引起的。他們三個既然於文藝上有這麼深的關係,若使寫實文學真能超客觀地映出人生,那麼這三位文豪的著作應當有同樣的色調,可是細心地看他們的作品,就發現他們有三個完全不同的世界。Maupassant冷笑地站在一邊袖手旁觀,毫無同情,所以他的世界是冰冷的;Chekhov的世界雖然也是灰色,但是他卻是有同情的,而他的作品也比較地溫暖些,有時憐憫的眼淚也由這隔江觀火的世態旁觀者眼中流下。Bennett描寫製陶的五鎮人物更是懷着滿腔熱血,不管是怎麼客觀地形容,烏托邦的思想不時還露出馬腳來。由此也可見寫實派絕不能脫開主觀的,所以三面的鏡子,現出三個不同的世界。或者有人說他們各表現出人生的一面,然而當念他們書時節我們真真覺得整個人生是這麼一回事;他們自己也相信人生本相這樣子的。說了一大陣,最少總可證明文學這面鏡子是凸凹靠不住的,而不能把人生絲毫不苟地反照在上面。許多厭倦人生的人們,居然可以在文學裏找出一塊避難所來安慰,也是因爲文學裏的人生同他們所害怕的人生不同的緣故。

  假設文學能夠誠實地映出人生,我們還是不容易由文學裏知道人生。紙上談兵無非是秀才造反。Tennyson(丁尼生)有一首詩The Lady of Shalott(《夏洛特小姐》)很可以解釋這一點。詩裏說一個住在孤島之貴女,她天天織布,布機杼前面安一個鏡,照出河岸上一切遊人旅客;她天天由鏡子看到島外的世界,孤單地將所看見的小女,武士,牧人,僧侶,織進她的布里。她不敢回頭直接去看,因爲她聽到一個預言說她一停着去賞玩河岸的風光,她一定會受罰。在月亮當頭時她由鏡裏看見一對新婚伴侶沿着河岸散步,她悲傷地說:“我對這些影子真覺得厭倦了。”在晴朗的清晨一個盔甲光輝奪目的武士騎着驕馬走過河旁,她不能自主地轉過對着鏡子走,去望一望。鏡子立刻碎了,她走到島旁,看見一個孤舟,在黃昏的時節她坐在舟上,任河水把她漂盪去,口裏唱着哀歌慢慢地死了。Tennyson自己說他這詩是象徵理想碰着現實的滅亡。她由鏡裏看人生,雖然是影像分明,總有些霧裏看花,一定要離開鏡子,走到窗旁,才嚐出人生真正的味道。文學最完美時候不過像這面鏡子,可是人生到底是要我們自己到窗子向外一望才能明白的。有好多人我們不願見他們跟他們談天,可是書裏無論怎樣窮兇極惡,奸巧利詐的小人,我們卻看得津津有味,差不多捨不得同他們分離,彷彿老朋友一樣。讀Othello(《奧塞羅》)的人對Iago(伊阿古)的死,雖然心裏是高興的,一定有些惆悵,因爲不能再看他弄詭計了。讀Dickens(狄更斯)書,我記不清Oliver Twist(奧列佛·特維斯特),David Copperfield(大衛·科波菲爾),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克爾貝)的性格,而慈幼院的女管事:Uriah Heep同Nicholas Nickleby的叔父是壞得有趣的人物,我們讀時,又恨他們,又愛看他們。但是若使真真在世界上碰見他們,我們真要避之唯恐不及。在莎士比亞以前流行英國的神話劇中,最受觀衆歡迎的是魔鬼,然而誰真見了魔鬼不會飛奔躲去?

  文學同人生中間永久有一層不可穿破的隔膜。大作家往往因爲對於人生太有興趣,不大去念文學書,或者也就是因爲他不怎麼給文學迷住,或者不甚受文學影響,所以眼睛還是雪亮的,能夠看清人生的廬山真面目。莎士比亞只懂一些拉丁,希臘文程度更糟,然而他確是看透人生的大文豪。Ben Jonson(本·瓊生)博學廣覽,作戲曲時常常掉書袋,很以他自己的學問自雄,而他對人生的瞭解是絕比不上莎士比亞。Walter Scott(沃爾特·司各特)天天打獵,招呼朋友。Washington Irving(華盛頓·歐文)奇怪他哪裏找到時間寫他那又多又長的小說,自然更談不上讀書,可是誰敢說Scott沒有猜透人生的啞謎。Thackeray(薩克雷)懷疑小說家不讀旁人作的小說,因茶點店夥計是愛吃飯而不喜歡茶點的。Stevenson(斯蒂文森)在《給青年少女》(Virginibus Puerisque)裏說“書是人生的沒有血肉的代替者”。醫學中一個大難關是不能知道人身體實在情形。我們只能解剖死人,死人身裏的情形同活人自然大不相同。所以人身裏真真狀況是不能由解剖來知道的。人生是活人,文學不過可以算死人的肢體,Stevenson這句無意說的話剛剛合式可以應用到我們這個比喻。所以真真跑到人生裏面的人,就是自己作品也無非因爲一時情感順筆寫去,來表現出他當時的心境,寫完也就算了,後來不再加什麼雕琢工夫。甚至於有些是想發財,纔去幹文學的,莎士比亞就是個好例。他在倫敦編劇發財了,回到故鄉做富家翁,把什麼戲劇早已丟在字紙籃中了。所以現在教授學者們對於他劇本的文字要爭得頭破血流,也全因爲他沒有把自己作品看得是個寶貝,好好保存着。他對人生太有趣味,對文學自然覺得是隔靴搔癢。就是Steele,Goldsmith也都是因爲天天給這光怪陸離的人生迷住,高興地喝酒,賭錢,穿漂亮衣服,看一看他們身旁五花八門的生活,他們簡直沒有心去推敲字句,注意佈局。文法的錯誤也有,前後矛盾地方更多。他們是人生舞臺上的健將,而不是文學的家奴。熱情的奔騰,辛酸的眼淚充滿了他們的字裏行間。但是文學的技巧,修辭的把戲他們是不去用的。雖然有時因爲情感的關係文字變得非常動人。Browning對於人生也是有具體的瞭解,同強度的趣味,他的詩卻是一作完就不改的,只求能夠把他那古怪的意思達到一些,別的就不大管了。弄得他的詩念起來令人頭昏腦痛。有一回人家找他解釋他自己的詩,這老頭子自己也不懂了。總而言之,他們知道人生內容的複雜,文學表現人生能力微少。所以整個人浸於人生之中,對文學的熱心趕不上他們對人生那種欣歡的同情。只有那班不大同現實接觸,住在鄉下,過完全象牙塔生活的人,或者他們的心給一個另外的世界鎖住,纔會做文學的忠實信徒,把文學做一生的唯一目的,始終在這朦朧境裏過活,他們的靈魂早已脫離這個世界到他們自己織成的幻境去了。Hawthorne與早年的Tennyson全帶了這種色彩。一定要對現實不大注意,被藝術迷惑了的人才會把文學看得這麼重要,由這點也可以看出文學同人生是怎樣的隔膜了。

  以上只說文學不是人生的鏡子,我們不容易由文學裏看清人生。王爾德卻說人生是文學的鏡子,我們日常生活思想所受藝術的支配比藝術受人生的支配還大。但是王爾德的話以少引爲妙,恐怕人家會拿個唯美主義者的招牌送來,而我現在衣鈕上卻還沒有戴一朵凋謝的玫瑰花。並且他這種意思在《扯謊的退步》裏說得漂亮明白,用不着再來學舌。還是說些文學對着人生的影響罷。

  法朗士說“書籍是西方的鴉片”。這話真不錯,文學的麻醉能力的確不少,鴉片的影響是使人懶洋洋的,天天在幻想中糊塗地銷磨去,什麼事情也不想幹。文學也是一樣的叫人把心擱在虛無縹緲間,看着理想的境界,有的沉醉在裏面,有的心中懷個希望想去實現,然而想象的事總是不可捉摸的,自然無從實現,打算把夢變作事實也無非是在夢後繼續做些希望的夢罷!因此對於現實各種的需求減少了,一切做事能力也軟弱下去了。憧憬地度過時光無時不在企求什麼東西似的,無時不是任一去不復的光陰偷偷地過去。爲的是他已經在書裏嘗過人所不應當嘗的強度鹹酸苦甜各種味道,他對於現實只覺乏味無聊,不值一顧。讀Romeo and Juliet後反不想做愛情的事,非常悲哀時節念些輓歌到可以將你酸情安慰。讀Bacon的論文集時候,他那種教人怎樣能夠於政治上得到權力的話使人厭倦世俗的富貴。不管是爲人生的文學也好,爲藝術的文學也好。寫實派,神祕派,象徵派,唯美派……文學裏的世界是比外面的世界有味得多。只要踏進一步,就免不了喜歡住在這趣味無窮的國土裏,漸漸地忘記了書外還有一個宇宙。本來真幹事的人不講話,口說蓮花的多半除嘴外沒有別的能力。天下最常講愛情者無過於文學家,但是古往今來爲愛情而犧牲生命的文學家,幾乎找不出來。Turgeniev深深懂得念文學的青年光會說愛情,而不能夠心中真真地燃起火來,就是點着,也不過是暫時的,所以在他的小說裏他再三替他的主人翁說沒有給愛情弄得整夜睡不着。要做一件事,就不宜把它拿來瞎想。不然想來想去,越想越有味。做事的雄心力氣都化了。老年人所以萬念俱灰全在看事太透,青年人所以英氣勃勃,靠着他的盲目本能。Carlyle覺得靜默之妙,做了一篇讀起來音調雄壯的文章來讚美,這個矛盾地方不知道這位氣吞一世的文豪想到沒有。理想同現實是兩個隔絕的世界,誰也不能夠同時候在這兩個地方住。荷馬史詩裏說有一個島,中有仙女(Siren)她唱出歌來,水手聽到迷醉了,不能不向這島駛去,忘記回家了。又說有一個地方出產一種蓮花,人聞到這香味,吃些花粉,就不想回到故鄉去,願意老在那裏滯着。這仙女同蓮花可以說都是文學象徵。

  還沒有涉世過僅僅由文學裏看些人生的人一同社會接觸免不了有些悲觀。好人壞人全沒有書裏寫的那麼有趣,到處是硬闆闆的單調無聊。然而當嚐盡人海波濤後,或者又回到文學,去找人生最後的安慰。就是在心灰意懶時期,文學也可以給他一種鼓舞,提醒他天下不只是這麼一個糟糕的世界,使他不會對人性生了徹底的藐視。法朗士說若使世界上一切實情,我們都知道清楚,誰也不願意活着了。文學可以說是一層薄霧,蓋着人生,叫人看起不會太失望了。不管作家書裏所謂人生是不是真的,他們那種對人生的態度是值得讚美模仿的。我們讀一文學是看他們的偉大精神,或者他們的看錯人生處正是他們的好處,那麼我們也何妨跟他走錯呢,Marcus Aurelius(馬可·奧勒留斯)的宇宙萬事先定論多數人不能相信,但是他的堅忍質樸逆來順受而自得其樂的態度使他的冥想錄作許多人精神的指導同安慰。我們這樣所得到的大作家倫理的見解比僅爲滿足好奇心計那種理智方面的明白人生真相卻勝萬萬倍了。

十七年二月於北大西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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