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蔡鍔由廣西赴雲南擔任新軍訓練工作。數年的軍中生活，使他親身體會到所謂的“新軍”，依然是風氣敗壞，紀綱廢馳。“基礎已壞，欲挽回補救，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面對這種現狀，他感到只有號召“多數同心同德之君子，相與提挈維繫，激盪挑撥”，“大發志願，以救國爲目的，以死爲歸宿”，才能“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正好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統制鍾麟同委託他編寫一份“精神講話”的教材，蔡鍔認爲湘軍統帥曾國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論“多洞中竅要，深切時弊”，於是便從他們的奏章、函牘和日記中，摘取了大量有價值的內容，分類湊輯，取名《曾胡治兵語錄》，以此作爲雲南新軍的“精神講話”。全書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將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誠實》，第五章《勇毅》，第六章《嚴明》，第七章《公明》，第八《仁愛》，第九章《勤勞》，第十章《和輯》，第十一章《兵機》，第十二章《戰守)。其中前十章論治軍，後兩章談作戰。　

曾國藩、胡林翼是以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起家的，他們的軍事思想，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但是，曾胡善於從歷史和現實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注意吸收和繼承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華，尤其是曾胡是以理學家的身份談兵的，理學是其兵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種濃厚的理學背景使得曾胡對中國傳統兵學從範疇到體系都做了重新的詮釋，從而提出了大量富有借鑑意義的命題，如治軍方面的“爲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爲前提”；“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愛民爲治兵第一要義”；“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戰陣之事，恃強者是敗機，敬戒者是勝機”；“用兵之道，全軍爲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敵爲上策，得城池次之”；“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每喜爲主，不喜作客”；“軍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這些極富理學意蘊的兵學命題，深深地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推動了中國傳統兵學的發展，體現了理學思想的深刻性，而且通過對傳統兵學範疇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自先秦以來即存在的兵學與儒學的對峙與緊張，促進了宋明以來兵學與儒學合流的進程。胡林翼所說的“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及也”，便透出了兵儒合一這樣一種信息。這對於傳統兵學地位的提升，應當說是有意義的。　

《曾胡治兵語錄》各章都附有蔡鍔的按語。這些按語或者是對本章內容的概括歸納，或者是對曾胡言論的評述，或者是借題發揮，闡明蔡鍔自己的思想。蔡鍔對於曾胡“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的思想十分欣賞，認爲帶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對於曾胡“爲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爲前提”的思想，蔡鍔也十分崇尚，認爲這是“扼要探本之論”，並將其忠君衛道的內容轉換爲救國救民的大義，從而爲這個命題賦予了新的內涵。蔡鍔還從曾胡“以主待客”的作戰指導思想受到啓發，對西方軍事思想中的“極端進攻”作了批判分析，提出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應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反映了蔡鍔軍事思想的過人之處。由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階級侷限性，蔡鍔在按語中多次對曾胡二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罪行進行稱誦，並稱太平軍爲“粵匪”等。凡此等等，請讀者朋友注意鑑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