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在广东的孙逸仙等，著名的中国革命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产生于湖南。不用说，这也许是由于曾国藩张之洞的感化罢。但要说明这感化，仍不能不还考湖南人民气魄的倔强。我旅行湖南时，曾偶然遭遇过像下面样的小说似的小事件。这小事件，在某一意义上，也许就可以看出富于情热的湖南人民的面目的。

　　大正十年五月十六日的下午四时许，我所乘的沅江丸在长沙码头靠拢。

　　我在这以前的数分钟就凭了甲板上的栏干，望那渐渐向左舷逼近来的长沙府城。白壁及瓦屋顶形长的长沙，在昙天之下，比我所预想的还要不体面。特别的是狭窄的埠头近旁，只见新的赤砖瓦的洋房与杨柳树，宛如饭田河岸光景一样。我那时对于长江沿岸的大概的都会，早已把幻想消减了，不用说，对于长沙，也早就觉悟，除了猪猡，并无可看的东西的。但那种不体面的光景，仍给与我以近于失望的感情。

　　沅江丸好像服从运命似的一步一步逼近埠头去，同时绿色的湘江的水幅，也一步一步地缩狭起来。忽然一个龌龊的中国人，提了提篮等类的东西，从我眼睛直下的地方跳上埠头去。那种快捷的样子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近于蚱蜢。正惊讶间，一个横了担棒的又巧捷地跳过水去，接着又是两个，五个，八个——转瞬，我眼睛直下满了向埠头跳跃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船也已在并着赤砖瓦洋房和杨柳树的地方平靠了。

　　我乃离开栏杆，开始去找同社的B君。在长沙住过六年的B君，约定今日到沅江丸来招待我的。可是，总找不到像B君样的人，在舷梯上落的都只是或老或少的中国人。他们互相拥挤，口里不知嚷着些什么。其中有一个老绅士，一边下舷梯去，一边回过头来，打那在他后面的苦力。这在曾溯过长江的我，原非罕见的光景，可是也非值得把见惯向长江感谢的光景。

　　我渐觉焦急了，再凭了栏杆，仍去望那人波扰攘的埠头附近。要紧的B君不必说，连一个日本人也不见。可是，我在埠头的那面，——密密的柳枝下，却发现了一个中国美人。她在那水色的夏衣的胸下挂着金锁片等类的东西，很是个小孩似的女子。也许我的眼睛已惹起他的注意了罢，她仰望这高高的甲板，在红唇上浮了微笑，障着半开的扇，好像在和谁打招呼。

　　“喂，朋友！”

　　我惊异地回过头去，不知在什么时候后面来着一个穿鼠色长袍的中国人，脸上充满着和蔼之气。我一时不知道他是谁，既而在他的相貌中——特别在他那稀薄的眉毛中，记起旧友中的一人来。

　　“呀！你吗？是的，是的，你是湖南人。”

　　“唔，在这里开业哩。”

　　谭永年曾和我同期从一高入东大医科，是留学生中的才子。

　　“今天来接什么客的吗？”

　　“唔，接什么客。——你以为是接谁？”

　　“不见得来接我吧。”

　　谭略噘了口，滑稽地微笑：

　　“可是，真是来接你的啰。B君不凑巧，五六日来患着虐疾哩。”

　　“那么你是受B君的委托的吗？”

　　“就是他不委托，我也预备来的。”

　　我记起他一向的和蔼来，谭在我们的寄宿舍生活中，无论对谁，都不曾给予恶感过，如果对于他要加坏批评，那么就是同室菊池宽所说过的，他太不给任何人以恶感的一端了。

　　“但是，累你，是对不起的。我原是连宿所都曾托了B君了的。”

　　“宿所已与日本人俱乐部接洽好了。半月一月，都不要紧。”

　　“一月？哪里的话！我只要住三夜就够了。”

　　谭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立刻扫兴的样子：

　　“只住三夜吗？”

　　“呃，如果遇到有土匪斩首等类可看，也许……”

　　我这样回答，心想，长沙人谭永年听了必定会蹙额了。谁知他自从回复了快活的神情，毫不介意地回答我说：

　　“呀，早一星期来了就好。那里不是看见有些空地吗——”

　　那就是赤砖瓦的洋房前面——有着丛密的柳枝的地方。却是，方才的中国美人，已不在那里了。

　　“新近，在那地方，同时杀了五个。喏，就在狗走着的处所……”

　　“这倒可惜了。”

　　“杀头在日本是没得看的。”

　　谭大声地笑了以后，似乎想认真讲什么话了，无端把话头一转。

　　“那么！就上去罢？车也已在那里预备着了。”

　　我于第三天的十八日午后，从了谭的邀请，到那湘江隔岸的岳麓去游麓山寺和爱晚亭。

　　二时前后，我们所乘的汽机船，沿了日本侨民称为“中岛”的三角洲右边，在湘江中行驶，朗晴的五月天气，映得两岸风景分外新鲜，右望长沙，白壁屋瓦都袭受了日光，已不像昨日的忧郁，柑树繁茂，石砌回绕的三角洲中，好几处耸着西洋式的小建筑，在西洋建筑间，又闪着吊在绳上的洗濯物，小洲望去好像活了横着似的。

　　谭为要命令船夫，踞坐在船头，可是他目的虽在指导船夫，却不断地对我杂谈。

　　“那是日本领事馆——请用了这眺望镜——在右边的是日清汽船会社。”

　　我衔着雪茄，把只手伸在船外，玩那时时触上指尖来的湘江的水势。谭的话在我好比一串的噪音。可是，依了他手所指示去看两岸的风景，当然也并非不快的事。

　　“这三角洲叫做橘洲……”

　　“啊，有鹰在叫着哩。”

　　“鹰吗？……唔，鹰也不少。对了，有一次，张敬尧与谭延闿打仗的时候，张部下的尸首，有好几个流到这江中来，鹰竟飞下来停在尸上，一个尸上两只或是三只……”

　　谭正说时，另有一只汽机船在离我们所乘的二三丈的地方掠过。船中除了穿中国服的青年以外，还坐着两三个美人。我的眼倒不住向那些美人而注视在那船掠过的大缕的波浪上。可是谭话尚未完，一见了她们，恰如寻到了仇人的样子，仓忙地把眺远镜递给我。

　　“请看那个女子，那坐在船头的。”

　　我有一种父母遗传下来的执拗脾气，别人如果催我什么，偏要故意不理。并且，这时那船的浪正打冲过来洗着我们的船侧，连我的袖口都透湿了。

　　“为什么？”

　　“啊，姑且不管为什么，请看那女子。”

　　“美人吗？”

　　“呃，美人啰，美人啰！”

　　她们的船已驶远十多丈了，我才扭转身去，调节眺远镜，同时又感到那船突向后去的错觉。那女子在圆形的风景中略侧了脸，似乎正在听谁说话，时时露出微笑。方腮的脸上，除了眼睛较大的一点外，并不觉得有特别美的处所，却是她那前发以及浅黄色夏衣的被江风飘拂的光景，远眼看去确是美丽的。

　　“看得见吗？”

　　“唔，连睫毛都见到。可是，不甚美哩。”

　　我重把脸向着那似乎正在有什么了不起的谭去。

　　“那女子有过什么事吗？”

　　谭不似平日快嘴，先徐徐地燃着了雪茄，反来问我：

　　“昨天不曾这样说过的吗？——在那埠头前面的空地上斩了五个土匪。”

　　“唔，这是记得的。”

　　“这里面的头目，名叫黄六一，——这家伙也被斩了——据说他能右手执了小铳左手拿了手枪，同时射杀两个人。即在湖南，也算得有名的乱党哩……”

　　谭忽然叙起黄六一平生的恶业来，他的叙述，大部分似盲从着新闻记事，幸而含有浪漫色彩的比带血腥气的处所来得多。什么黄平日在密输入者中被尊称为黄老爷啦，什么从湘潭一商人强劫过三千元啦，什么腿上中了弹，还负了名叫樊阿七的副头目泅过芦林潭啦，什么在岳州的某山道，射杀过十二个步兵啦。——谭差不多像黄六一的崇拜者的样子，热心地把这种事说个不休。

　　“你想，据说这家伙杀人掳人的案子共有一百十七件哩。”

　　他在谈话的段落间，还时时加以这类的注解。不消说只有自己不受损害，土匪在我原决不厌憎的。可是，一味听了那大同小异的武勇谈，终究觉得有些厌倦起来了。

　　“那么，那女子怎么了？”

　　谭这才转了微笑，答出和我内心的推测差不多的话来：

　　“那女子是黄的情妇啊。”

　　我实不能依他的预期来加以惊叹，但是一味沉了脸衔着雪茄，也觉得有些对他不起：“唔，土匪也写意哩。”

　　“哪里！黄还不算什么呢。像前清末年的强盗姓蔡的是，月收一万元以上，在上海租界上造了堂堂的洋房住着哩，老婆不消说了，连小老婆都……”

　　“那女子是妓女或是什么吧。”

　　“唔，是个名叫玉兰的妓女。她在黄活着的时候，了不得地阔绰过的啰……”

　　谭似乎想起了什么，暂时噤了口，浮出微笑来。既而，把雪茄丢了，认真地提出这样的商量：

　　“岳麓有一个湖南工业学校呢，先去参观了那里不好吗？”

　　“唔，去看看也不要紧。”

　　我给了他一个勉强的答复。这因为昨晨参观某女学校时，意外感到排日的空气，使我不快的缘故。可是，我所乘的船，不管我的气氛怎样，绕过“中岛”的鼻，在晴朗的水上直驶近到岳麓去了。

　　就在当天晚上，我与谭同上了某妓馆的楼梯。

　　我们走到楼上的房间，摆在中央的台子不必说了，椅子，痰盂，以及衣柜，都和在上海或汉口的妓馆中所见的几毫无两样，只是这房中于天花板的一角吊着一铜丝的鸟笼，其中养有两只栗鼠，全然无声地在木杆上跳上跳下。这和那窗口及门上垂着的红洋布，同是到此才见的东西。可是，在我眼中，却是不起快感的。

　　房中最初来迎待我们的是个小胖的鸨妇。谭一见了她，就滔滔地谈说什么，她也充满了笑容圆滑地和他应对着。可是，他们的谈话中的言语，在我一句也不懂。（这不消说是我不通中国话的缘故，但长沙的言语即在懂得北京话的耳里，也似乎决不易懂得的。）

　　谭与鸨妇谈毕，和我对坐在大大的红木台边，在她拿来的印好的局票上，开起妓女的名字来。张湘娥，王巧云，含芳，醉玉楼，爱媛媛——这些在旅行者的我的眼中，都是中国小说里恰好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把玉兰也叫了罢。”

　　我虽要想回答，不凑巧，鸨妇划着火柴来替我点香烟了。谭隔着台子看了我一眼，就随手把笔挥下去了。

　　这当儿，泰然进来的，是个戴细金丝边眼镜的血色很好的圆脸妓女。她在夏衣上闪着好几颗的钻石，且有着庭球选手或游泳选手似的体格。我见她那样儿，美丑好坏且不管，奇妙地觉到矛盾，实际她和这房内的空气——尤其和笼中的栗鼠，是个不调和的存在。

　　她略施目礼，即跳也似的走近谭那里去。既坐在他的膝头，又把一只手加在他的膝上，婉转地絮说什么话。谭也——谭当然很得意地“是了是了”地回答她。

　　“这是这家的妓女，名叫林大娇。”

　　谭这样说时，我不觉记起他在长沙也是大富家的儿子的事来。

　　过了十分钟光景，我们仍相向了开始吃那重用木耳、鸡和白菜的四川菜的晚餐。妓女除了林大娇，已有许多围绕我们。她们的后面还列着五六个戴打鸟帽的男子，都控着胡琴。妓女们恰如被那胡琴音吊起的样子，顺次地坐了唱出高吭的歌曲来。这在我亦非全然不感趣味，但比之于京调的卖马和西皮调的汾河湾，我所远感得兴味的还是坐在我左边的妓女。

　　坐在我左边的，就是那我大昨日在沅江丸上仅经一瞥的中国美人。她在水色的夏衣胸前仍挂着金锁片。接近了看，虽有些病的纤弱，却意外没有小家气的处所。我对了她的侧颜，不觉联想到生长在日荫的小球根来。

　　“喂，坐在你旁边的是——”

　　谭在被老酒酡红的脸上，浮出可爱的微笑，突然隔了盛虾的盆子向我扬声。

　　“那就是名叫含芳的。”

　　我对着谭的面，不知为了什么，终于忘把大昨日的事情告诉他。

　　“这人的言语漂亮哩，像R的发音，竟像法兰西人。”

　　“唔，因为她是北京人。”

　　含芳自己似乎毫不知道我们在以她为话题，她时时用眼瞟视我，一面快速地和谭问答。可是，与哑子无异的我，在这时也只有照例地打量两人的脸色而已。

　　“她问你几时到长沙的呢，我告诉她大昨日才到，她说那天为了去接人，也曾到埠头去过的。”

　　谭这样地翻译了以后，再去和含芳讲谈。可是，她却只含了笑像小儿似的摇头。

　　“唔，无论怎样，总是不肯招。方才在问她那天接谁哩……’

　　忽然，林大娇用手中拿着的香烟指了含芳，嘲笑似的说了不知什么话，含芳似乎羞恼了，急要想来靠住我的膝头，既而却微笑着回答了一句话。对于这戏剧的——或藏在戏剧背后的意外深远的她们的敌意，我不禁感到好奇心了。

　　“喂，在说什么？”

　　“她说，并不接谁，是去接母亲的。那里，方才据这位先生说，大概是去接名叫×××的长沙戏子的哩。”（可惜我未曾把名字记在笔记簿里。）

　　“母亲？”

　　“所谓母亲，也是假母罢咧。就是买养着她和玉兰的鸨妇啊。”

　　谭答毕我的话，豪饮了一杯老酒，重新滔滔地谈说起来了。除了“这个这个”以外，都是我所不懂的话。但见妓女和鸨妇都热心地听着，似乎所谈的是很有兴趣的事。并且，她们把眼来瞟我，又似乎所谈的事与我有关。我原只是当了许多人面前坦然地衔着雪茄的，至此不觉有些感到不快起来了。

　　“不行！在说什么？”

　　“哪里，我在说今天到岳麓去的船上，过见玉兰，还有……”

　　谭尝着上唇，更提高了兴致：

　　“还有，说你想看看斩头。”

　　“这没有什么稀罕！”

　　我虽听了这说明，尚未到场的玉兰不必说了，对于她的姊妹行的含芳，也不觉得可怜悯。可是，我去看含芳时，已理智地了解了她的心情了。她震着耳环，只是在台下膝头把手帕绞紧了放松，放松了绞紧。

　　“那么这也没什么稀罕吗？”

　　谭从背后鸨妇的手中，取过一个小小的纸包，郑重地把他打开，包里有包，其中是一块煎饼大小的朱古力色的奇怪的东西。

　　“什么，这是？”

　　“这吗？这原只是平常的饼干……呀，日间不是和你谈起过土匪头目黄六一的话吗？里面渗得有黄的头血哩，这才是在日本所不得见的东西。”

　　“这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吃罢了。这里的人尚相信吃了可以免病的。”

　　谭快活地含了笑，去和恰在这时要离席而去的两三个妓女招呼。及见含芳立起身来，他差不多像乞怜的样子，有笑有说，末了，又举起一手指着对面的我。含芳略踌躇了一会，浮了微笑仍靠台子坐下。我觉得她太可爱了，就不给人看见，暗地里去握住她的手。

　　“像这样的迷信，真是国耻。我从医生的职业上，曾严重地加以反对，可是……”

　　“这只因为有斩罪的缘故罢了。像脑髓的炖灰，在日本也有吃的。”

　　“真的吗？”

　　“咿呀，怎么不真！我也吃过的。不消说这原是幼时的事……”

　　正说间，玉兰来了，她和鸨妇立谈了一会，在含芳之旁坐下。

　　谭见玉兰来，又撇弃了我向她卖起风情了。她比在外光中所见确美了几分，至少她笑起来的时候，那像釉瓷也似的光亮的齿，是可爱的。可是，我对了她的齿，不禁联想起栗鼠来了。栗鼠呢，这时仍在那红洋纱幕的玻璃窗边的笼中双双地滑跳着。

　　“那么略微把这尝尝如何？”

　　谭把饼干折断了给我看，那折断处的颜色也与表面一样。

　　“胡说！”

　　我不消说是摇头的。谭大声笑了以后，又去将饼干的一角叫在旁的林大娇吃，林大娇微蹙了额，斜侧地阻挡他的手。同样他又把这送到好几个妓女前面，既而那褐色的一片，轮到了凝妆安坐着的玉兰面前来。

　　我忽然感到一种诱惑，想一嗅这饼干的气味。

　　“喂，也请给我看看。”

　　“唔，这里还有一半。”

　　谭用了左手把那残余的半块投了过来，我从小碟与箸间把这小片拾起，可是拾虽拾起了，忽而不想去嗅，于是就默然地把他丢在台子底下。

　　但见玉兰注视了谭，作了两言三语的问答，受取了那饼干，复很快地向了看着的许多人谈说起来。

　　“翻译给你听，如何？”

　　谭在台上手托了头，用了醉后的笨重地舌音向我说。

　　“唔，请翻译。”

　　“逐语译呢，好吗？我愿尝我所爱的——黄老爷的血……”

　　我觉得身上震动了。原来那按着我膝的含芳的手在震动。

　　“请你们也像我的样子……将你们所爱的人……”

　　玉兰于谭谈说时，已在那美的齿间衔着那饼干的一片了。

　　我依了三宿的预定，五月十九日午后五时许，依然在沅江丸甲板的栏干上凭着了。白壁和瓦屋顶积成的长沙，在我殊不足引眼，这确也是受了次第迫来的瞑色的影响。我衔了雪茄，好几次地回忆那谭永年的快活的面貌。不知为了什么，谭未曾来送我。

　　沅江丸离开长沙埠头，确在七时或七时半。我完了食事，在薄暗的船室的电灯下，计算我在长沙的旅费。我的眼前有一把扇子，在不满二尺的桌外，垂着桃色的流苏。这扇子不知是谁在我未到这里以前遗留着的。我一边动着铅笔，时时又记起谭的面貌来，他的要使玉兰受苦的理由，我总不能明白知道。可是，我在长沙的旅费——我还记得，改算为日本金，恰好是十二元五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