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一点点没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根本没用，因为除了够买份报纸，别的什么也买不了。我们一连几天只吃面包，后来有两天半我什么都没吃。这种经历很糟糕。有人采取禁食疗法，三周乃至更长时间不吃东西，他们说过了第四天，禁食的感觉很舒服。我因为没东西吃从来不超过三天，不晓得是否如此。如果一个人是主动禁食，而非首先食不裹腹，感觉大概不一样。

　　第一天，我懒得不想去找活干，就借了根鱼竿去塞纳河钓鱼，用绿头苍蝇作饵。我指望能钓得够吃一顿，可是当然失败了。塞纳河里全是鲮鱼，只是它们在巴黎被围期间变狡猾了，打那以后一条也没上过钩，除非拿网捞。第二天，我想过把我的大衣拿去当掉，可是去当铺好像太远了，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看《福尔摩斯探案集》。我觉得在没东西吃的情况下，只够力气做这个。饥饿会让人变得软弱不堪、脑内空空，比较像流感后遗症，仿佛整个人变成了水母，或者血被抽掉，换上了温吞水。我对饥饿的记忆，主要是完全懒得做任何事。另外，因为不得不很频繁地吐口水，口水奇怪地变成了白色絮状，像是沫蝉的泡沫。我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可是无论是谁，饿了几天后都会注意到这点。

　　第三天上午，我感觉好多了，意识到我必须马上有所行动，决定去找鲍里斯，要他跟我分享他的两法郎，至少一两天。到了后，发现鲍里斯躺在床上，怒气冲冲。我一进去，他就破口大骂，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

　　“他又拿走了，下贱的小偷！他又拿走了！”

　　“谁，拿走什么？”

　　“犹太佬！拿了我的两法郎，这条狗，小偷！他趁我睡觉又抄走了！”

　　看样子是前一天夜里，那个犹太人直截了当拒绝每天再付两法郎，他们吵了又吵，最后犹太人同意给钱。鲍里斯说，他给了，给得极其无礼，还说了一阵子他怎么好心，非要人低三下四地感激他。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趁鲍里斯还没醒，又把钱偷走了。

　　这是个打击，我失望之极，因为我让我的肚子有了吃东西的盼头，挨饿时，这种错犯得太严重。然而让我很吃惊的是，鲍里斯远未绝望。他在床上坐起来，点着烟斗分析了一番形势。

　　“哎，听着，我的朋友，这次可是到了死胡同。咱们俩总共只有二十五生丁，我想犹太佬再也不肯每天给我两法郎了，反正他的行为也越来越叫人受不了。你相信吗，有天晚上他不要脸得把一个女人带回来了，我还在地板上睡觉呢。下贱的畜牲！我还有更糟糕的事要跟你说。犹太佬想从这儿跑掉。他还欠一星期房租没交呢，他合计不掏这钱，顺便也把我甩掉。要是这个犹太佬撒脚丫溜了，我可就没地方住了，老板会扣下我的衣箱让我交房租，他妈的！咱们得走步险棋了。”

　　“好吧，可是该怎么办？我看只能把我的大衣当掉，好去买点东西吃。”

　　“会那样做的，当然，可是我得先把我的东西从这幢楼里运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给人扣住！哎，我已经计划停当了。我要撇下犹太佬，自个儿先撒脚丫溜掉。‘走为上策’——撤退，你明白的。我想这是正确的一步，对吗？”

　　“可是，亲爱的鲍里斯，大白天怎么能做到呢，肯定会给抓到的。”

　　“哎，对了，当然需要用计。我们的老板在盯着看谁不付房租就溜掉，以前有房客这么干过。他跟他老婆整天轮流蹲在账房里——真是个吝啬鬼，这种法国佬！可是我已经想了一招，你肯帮我就成。”

　　我不是很想帮谁的忙，但还是问鲍里斯他的计划是什么，他仔细解释道：

　　“哎，你听着。咱们得先把大衣当掉。先回你住的房间拿大衣，然后回这儿拿我的，用你的大衣遮着我的偷偷带出去，拿到法兰克斯布尔茹瓦街的当铺，走运的话，两件大衣能当来二十法郎。然后你去塞纳河边捡点石头装到外衣口袋里，带回来装进我的衣箱。看出门道了吗？我会把我的东西尽量多地卷到一起，好包在一张报纸里，然后下去问老板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会脸皮很厚，也很随便，你明白的。当然老板会以为那卷东西只不过是脏铺盖而已。要么如果他怀疑起来，就会采取他的一贯做法，下作地偷偷摸摸搞清楚，会上来进我的房间，拎拎我的衣箱有多重。他拎的是石头的重量，会以为衣箱里还装满了东西。用计，明白吗？然后我可以回来把我别的东西揣到口袋里。”

　　“可是衣箱怎么办？”

　　“噢，那个？只能不要了。那个破玩意儿只值二十法郎左右。再说，撤退时总是不得不扔掉些东西。看看拿破仑在贝雷西纳河时是怎么做的！整支部队他都不要了。”

　　鲍里斯为此计洋洋自得（称之为“兵不厌诈”），几乎忘了他还饿着肚子。此计的主要缺点，是他撒脚丫溜了之后没地方睡觉，他忽略了这点。

　　一开始，这“兵不厌诈”之计进行得挺顺利。我回去取了我的大衣（那样我已经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成功地把鲍里斯的大衣偷带出去。然后就出岔子了。当铺里负责收件的——是个一脸不高兴、叫人来气的小个子男人，难以通融，是个典型的法国管事的——拒收两件大衣，理由是没拿什么东西包起来。他说一定得用要么是手提箱，要么是纸板箱装起来。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因为我们什么样的箱子也没有，两个人总共才有二十五个生丁，买不起箱子。

　　我回去告诉鲍里斯这则坏消息。“妈的！”他说，“这可难办。好吧，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到我的衣箱里。”

　　“可是怎么把衣箱当着老板的面拎出去？他几乎就坐在账房门口。不可能！”

　　“你可真是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过英国人有股犟劲儿，你的吗？拿出勇气！咱们能办到的。”

　　鲍里斯想了一会儿，接着想出一条巧计。最难之处在于吸引住老板的注意力，五分钟左右就行，我们就能趁机把衣箱偷偷拎出去。但是巧就巧在老板只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拿这个话题跟他套近乎，就容易打开他的话匣子。鲍里斯在一份《小巴黎人》过刊上读了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在察看过楼梯之后，就下去逗得老板聊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等，一只胳膊下面夹着大衣，一只手拎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已到时，会咳嗽一声为号。我在那儿等着，浑身打颤，因为老板娘随时可能从账房对面那扇门里走出来，把戏就穿帮了。好在不一会儿，鲍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偷偷摸摸地快步走过账房到了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庆幸。鲍里斯再瘦点的话，这个方案就可能泡汤，因为他宽阔的肩膀挡住了账房门口，而且他胆量过人，继续极其自然地有说有笑，声音大得完全压住了我弄出的声响。我走出很远后，他去街角跟我会合，我们溜之大吉。

　　可是，我们如此一番辛苦后，当铺收件的再次拒收我们的大衣，跟我说（能看得他对此毫不通融，他那个法国人的灵魂在洋洋自得）我的身份文件不齐，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可是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一直没续办，目的是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只好一路跋涉回我的房间，拿到所需文件，带上大衣去了皇家港大道的当铺。

　　我让鲍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一个人去当铺。可是我到了后，却发现当铺关了门，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这时是一点半左右，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有六十个钟头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连串特别不逗人的玩笑。

　　然后似乎是奇迹，我时来运转。我正顺着布洛卡路走回住处，突然看到鹅卵石路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五苏硬币，我一下子扑过去，赶紧回到住处，找到我们的另外一枚五苏硬币去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的酒精只够煮个半熟，没有盐，可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带皮吃。吃了后，我们感觉焕然一新，坐在那儿下棋，直到当铺开门。

　　四点时，我又到了当铺。我没抱多少希望，因为如果我上次只当来七十法郎，这次纸板衣箱装的两件破大衣又能指望当多少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我却想着会当十法郎，要么甚至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完全被拒收，就像上次可怜的八十三号那样。我坐在前排的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我便不用去看别人笑我。

　　最后店员喊了我的号码：“一一七号！”

　　“在。”我说着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这几乎像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我相信店员把我的号码跟别的混淆了，因为那两件大衣根本不可能卖五十法郎。我匆忙走回住处，手背在后面走进房间，一言不发。鲍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看。

　　“你当了多少？”他喊道，“什么，没当来二十法郎？不管怎么样，你肯定当了十法郎吧？岂有此理，五法郎——这可有点太过分了。我的朋友，千万别说当了五法郎，你如果说的确是五法郎，我真的要开始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到桌子上。鲍里斯脸色煞白，接着一跳而起，紧紧抓住我的手，几乎捏断我的骨头。我们跑出去，买一块面包、葡萄酒、一块肉和炉子用的酒精，大吃了一顿。

　　吃完后，鲍里斯一反常态，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乐观。“我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上午找到五个苏，现在看看咱们。我总是说，弄到钱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说到这儿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住在丰达里路，咱们倒是可以去见见。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混蛋。他没醉的时候是天下第一混蛋，可是说来奇怪，他喝醉了就变得挺老实。我看他到晚上六点钟就醉掉了，咱们去找他吧，很有可能他会先给一百法郎。妈的！他有可能给两百呢！走吧！”

　　我们去丰达里路找到了那个人，他也喝醉了，只是我们没能拿到我们的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大吵特吵，那人声言他一个子儿也不欠鲍里斯，反倒是鲍里斯欠他一千法郎，他们俩老是要我主持公道，我却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曲直。两人吵了又吵，一开始在街上，接着是在一间小酒馆里，然后是在一间餐价固定的餐馆里，然后是在另外一间小酒馆里，最后在互相以混蛋相称两个钟头后，他们同去纵情狂饮一番，花掉了鲍里斯身上的最后一个苏。

　　鲍里斯那天晚上在一个鞋匠那里住，也是个俄国流亡者，在商业区。至于我，我还剩八法郎，另外有很多香烟，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了嗓子眼儿。在难受地过了两天后，这样换种活法可谓惬意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