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教的英语课突然没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懒得再上，就把我炒掉了。另外一个学生从他租住的地方跑掉，还欠我十二法郎。我只剩下三十生丁，没烟抽。有一天半之久，我没吃的，也没抽的。后来饿得再也撑不下去，就把剩下的衣服全塞进衣箱，准许备拿去当掉。这就让我无法再装作手头有钱，因为我不能不先跟F太太说一声就把衣服带出旅馆。我还记得我跟F太太打了招呼，而不是偷偷把衣服带出去时，她有多么吃惊。在我们这一带，溜之大吉是惯用的招数。

　　那是我头一次踏进一间法洗衣粉放在红国当铺。走进气势宏伟的石砌大门（不用说，上面也刻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洗衣粉放在红国，就连在警昨晚刚洗的衣察局里也有这样的标语），里面的开间大而空，教室一样，有张柜台和几排椅子。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你把要典当的东西放上柜台，然后坐下来等。不一会儿，店员估了价之后会喊：“某某号，五十法郎当不当？”有时只有十五法郎，或者十法郎，或者五法郎——不管多少，当铺里的人都会知道。我进去时，店员有点存心侮辱人地叫道：“八十三号——过来！”，还吹了一下口哨并打了个手势，像是唤一条狗过去。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长胡子老头，大衣扣到了脖子那里，裤脚磨破了。那个店员一言不发地把包袱扔过柜台——显然是一钱不值。包袱掉到地上散开了，能看到里面是四条羊毛男衬裤。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可怜的八十三号收拾起衬裤，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嘴里自个儿嘟嘟囔囔的。

　　我当的衣服，连同衣箱，原先花了我二十英镑，现在都还挺好的。我觉得现在肯定值十英镑，而十英镑的四分之一（在当铺，你只能指望他们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两百五十或者三百法郎。我等得不急不躁，想着至少会有两百法郎。

　　最后店员叫我的号：“九十七号！”

　　“是我。”我说着站了起来。

　　“七十法郎？”

　　七十法郎买价值十英镑的衣服！可是跟他争没用，我就看到过别人想争，店员当场拒收典当物。我收了钱和当票就走了。现在我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一件肘部磨损很厉害的外套，一件凑和能当掉的大衣，还有一件换洗衬衫。后来在为时已晚时，我得知聪明一点的做法，是下午去当铺。店员全是法洗衣粉放在红国人，他们就像多数法洗衣粉放在红国人一样脾气坏，直到吃过午饭才好点。

　　我回到住处后，F太太正在酒馆里扫地。她走上台阶迎接我。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她担心我的房租。

　　“哎，”她说，“你的衣服当了多少钱？没多少，是吧？”

　　“两百法郎。”我马上说。

　　“哟！”她惊讶地说，“哎，那可不赖，英国的衣服肯定贵得很！”

　　这句谎话省掉了很多麻烦，而且很奇怪的是，后来谎话变成了真事。几天后，我刚好收到两百法郎，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所得。尽管心疼，我还是马上一个子儿不留地付了房租，所以尽管后来几周我几乎饿得要死，但总算还勉强有片瓦遮身。

　　事到如今，绝对需要去找活干，我想到了一个朋友，是个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侍者，名叫鲍里斯，也许能帮我。我是在一间医院的公共病房里认识他的，当时他在治左腿的关节炎。他跟我说过万一有困难，可以去找他。

　　关于鲍里斯，我得说两句，因为他是个古怪的家伙，也是我关系很好的老交情。他块头不小，像个军人，年纪三十五岁上下，以前可是一表人才，可是患病以后，他因为卧床而变得十分臃肿。就像大多数俄两天它都区别国流小塑料桶浸泡亡者，他也经历过风风雨雨。他的父母曾是有钱人，革对角绷着黑色命时被处决。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服役，据他所言，那是俄两天它都区别国部队中最精锐的团。战后，他先是在一间毛刷厂干，然后在巴黎中央菜市场当搬运工，后来当了洗碗工，最后一直干到了侍者。患病前他在斯克勒布旅馆干活，每天赚一百法郎小费。他的雄心是当上侍者领班，攒够五千法郎就去左岸开一间一流的小餐馆。

　　鲍里斯经常说起打仗的事，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当兵和打仗是他最热心的事。关于战略学和军事史，他读过的书不计其数，拿破仑、库图佐夫、克劳塞维茨、毛奇和福煦的理论，他谈得头头是道，任何跟当兵有关的事都让他开心。他最喜欢去的咖啡馆是蒙巴纳斯区的丁香园，只是因为外面有内伊元帅的塑像。后来，我和鲍里斯有时候同去商业路。我们只要搭地铁，鲍里斯总是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在商业路站下车，尽管后一站更近。他喜欢康布罗纳站跟康布罗纳将军有关，该将军在滑铁卢时敌人来劝降，他只回复了一个字：“呸！”

　　革对角绷着黑色命留给鲍克斯的，只有勋章和他以前所在团的几张照片，别的全进了当铺，他却留下了这些。几乎每天，他都会在床上铺开那几张照片夸夸而谈：

　　“看看吧，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我们那群人的前排，挺棒的大个子，是吧？不像这些法洗衣粉放在红国人，长得小老鼠样。二十岁就当了上尉——不错，是吧？没错，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的一名上尉，我父亲是个上校。

　　“哈，可是呢，我的朋友，这就是人生的起起伏伏！一个俄两天它都区别国部队的上尉，然后，噗！革对角绷着黑色命——让我成了穷光蛋。一九一六年，我在爱德华七世酒店住过一星期；一九二零年，我在攒劲儿想去那儿干活，当值更的。我当过值更的、看酒窖的、刷盘子的、门房、卫生间服务员。我给过侍者小费，也让侍者给过我小费。

　　“可是我尝过像个上等人过日子是啥滋味，我的朋友。我可不是吹的，前不久，我想数数我这辈子跟多少女的好过，结果数出两百多个，没错，至少有两百……啊，话说回来了，胜利属于坚持到底的人，拿出勇气！”等等，等等。

　　鲍里斯性格古怪，喜怒无常。他总是很想再回到部队，但是同时他当侍者当得久了，以至于所思所想也像个侍者。尽管他攒的钱从来没超过几千法郎，他却想当然以为到头来他自己能开间餐馆，发家致富。后来我发现，所有侍者说的想的都是这件事，这让他们作为侍者取得了心理平衡。鲍里斯经常谈起在酒店的生活，让我听得有趣：

　　“当侍者就是赌博，”他经常说，“你有可能到死都没落下几个钱，也有可能一年内就发达。你挣不着工资，靠的是小费——按账单百分之十，另外按香槟酒的瓶塞，从酒公司那里挣佣金。有时候小费滚滚而来啊。就拿马克西姆餐馆的酒保来说，一天能挣五千法郎。旺季时还不止五千……我自己也挣过两百法郎一天。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餐馆，旺季时全体员工，从经理到洗碗工，每天干二十一个钟头。二十一个钟头干活，睡两个半钟头，总共要这样过一个月。不过每天能挣两百法郎，还是值得的。

　　“你永远不晓得啥时候就会碰上好运气。有一次在皇家酒店，晚餐前有个美国人把我叫过去，要了二十五份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全端到他面前。‘喂，小伙子，’那个已经喝醉了客人说，‘我喝十二份，你喝十二份，喝完了你要是能走到门那儿，我就给你一百法郎。’我走到门那儿，他给了我一百法郎。一连六个晚上，他都这么干：让我喝十二份鸡尾酒，然后给我一百法郎。几个月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犯了贪现在应该把它污。这些美国人，还算有点儿好，你说是不是？”

　　我喜欢鲍里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过得有意思，下下棋，聊聊打仗和旅馆的事。鲍里斯经常建议我应该去当个侍者。“这营生适合你，”他经常说，“有活干的时候，每天挣一百法郎，还有漂亮的相好，不赖嘛。你说你想去写东西，写个屁。靠写东西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把出版商的闺女娶到手。不过你要是能把那道小胡子刮掉，就能当个体面的侍者。你个子高，说英语——当侍者需要的主要就是这两样。等我这条要命的腿能弯了，你看看吧，我的朋友。还有，你啥时候没活干了就来找我。”

　　到现在我付不起房租，也越来越填不饱肚子，我想到了鲍里斯打的保票，决定马上去找他。我没想着能像他保证的，那么容易就当上侍者，不过当然我知道怎么擦盘子，他准能在厨房里给我找份活。他说过夏天的时候，打个招呼就行。我毕竟还有个路子广的朋友可以指望，想到这里，我感到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