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月七日，是旧历的除日。天阴着，落着细细的雨星。吃过午饭之后，我们几个人一同到外边去散步。

　　今天并不逢场，但街上也相当热闹，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幼，都显出一些紧张而又愉快的神气。从巷子里边，传来“梆梆”的声音，那是谁家的刀正在木板上剁着肉；道旁的人家，传来“苦楚苦楚”的声音，看见有人正在那里刷洗着旧门窗；前面飞起一阵灰尘，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在那里扫着墙壁……我们急步走出西门，却被一家小店门口的灯笼吸引住了。这在城里是并不特别惹人注意的，而在这已经只剩着几家荒落的茅屋前边，在这周围都是绿野的矮檐之下，那个红灯笼却特别惹眼。“好看的年红灯！”一个伙伴这么说。那灯笼的架子完全是楠木雕花的，非常细致，新糊了鲜妍的红纸绿纸，在风中微微摇动着，使辛苦的远行人也都为之停步而予以注目，叫人家心里念道：“又是一年了！”门里边的一个中年男子，还正在那里糊着另一个灯笼，他的笑脸说明着深心里的喜悦。

　　我们沿着小小的溪流向北走，望着那流水两岸的菜花，想到去年来时也正是这样时节，也想到受难的故乡原野却正盖在无边的白雪里。“真荒唐，这能算是冬天吗？——满地黄花！”有人这样说。一样季节内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流浪人的心里作了比较，爱憎之情却觉得不易分说了。溪水活活地流着，翠绿的藻草层层地在水里随波摇摆着，“‘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我真喜欢这一个左右流之的姿态呀，妙在于做着前进的姿势而又一步未曾动，只是摇摇的，无限意趣。”“是吗，我想起北平的拂水杨柳枝。”说话的一时都沉默了，大概人们心里都有一件东西在摇摇的，如水藻，如杨枝。“拿鱼的！”“冷哉水呀！”于是大家抬头看，都觉得无限凉意了。一个粗壮的汉子，下半身完全裸着，只用一条蓝布抽裹着胯下，背着鱼篮，左手持网兜，右手持竹竿，用竹竿在水草中搅着，用网兜在一旁捞着，提起来便是五六条三寸二寸之鱼，顺手用竹竿一拍，银鳞闪闪都落入篮中了。“临渊羡鱼”，使我们立岸上颇久。水浅鱼细，显得那个捕鱼汉子的两腿特别壮伟。“冷吗？”“不。”半裸的渔人有意无意地回答着。“绕城的河里只能垂钓撒网，纹江里边就可以放鹰行船，你们见过吗？”一个同伴问。“见过，在云盖山下。”当我们这样问答着的时候，我们已经舍下渔人而与两个挑担的并肩而行了。

　　两个人各挑着一对竹篓，篓子上挂着水烟袋，火纸枚，还有新草鞋、旧布鞋，而篓子上边还挂着一大捆甘蔗，那甘蔗又粗又大，紫得好看极了。

　　“甘蔗卖吗？”

　　“不卖。”

　　“挑往哪里去？”

　　“汉中。”

　　“篓子里是什么？”

　　“泽泻。”

　　“转来挑什么？”

　　“连翘。”

　　问着答着，两个挑夫已经扇扇地走远了。“你们不能回家过年了。”一个伙伴还惋惜地赠送这么一句。汉中就是陕西的南郑，出剑门，走栈道，过朝天观、七盘关、西秦第一关、五丁关……好险要的征途呵，九百三十五里到汉中，这是我们行过来的道路。“我们大概不会再走到这条路了！”自然，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就要出三峡顺江而下了。我们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一边谈着，经过佃农们的像干蘑茹一般的茅草棚，听着隆隆如火车似的水磨声，倒拐而入城北门。

二

　　进北门曰北街，这是这小城的住宅区，多大宅第，多古乔木，多高大的石门砧与金字的匾额，流亡者走过这里就想到“家”，想到温暖与和平。“就到我家里来坐坐吧。”一个姓刘的同伴指着一家大门说。他因为从七千里外带来了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且住为佳”，便也可以说是有家了。于是大家揭衣而越过其高大的门坎，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自然不敢多入迷宫一步，只奇怪于那第一进大厅里是空空的，却放着一架新制的大水车，而转入了一个小小的偏房，这本来是人家的下房，如今却作了这位朋友的客厅、卧室、书斋，兼厨房了。这是本城地主老爷的恩惠，有空房也不赁，以向外赁房为可耻，要住就让一间给你，也许要钱，也许只收点礼物，但总不承认是“赁”。我们那位姓刘朋友的太太正在忙着包饺子，自然，这还是故乡过年的习惯。我们隔着窗子可以看到另一个院落里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也正在那里忙来忙去，于是一个伙伴向着那个正忙于帮着包饺子的女佣说道：

　　“杨嫂，请你给说个媳妇好吗？”

　　“啥子？×老师，你是癫了！”那个女人回答。

　　于是大家都笑了，原来房主家那两个女人还都未出阁，她们的母亲因为要选择那最如意的女婿而不得，把两个女孩子的终身大事耽误了。据说，这也是这城里一种风气，尤其是这些大门第里。我们偷偷地看了那两个女人的面色，不禁起一些不快之感。

　　“她们为什么不上学读书？”

　　“她们小时候在家里读四书，大了就不读了。”杨嫂笑着说。

三

　　我们从刘家出来，再到赵家去。那位姓赵的朋友夫妇两人新近才搬进了一处凶宅。姓赵的夫妇是科学家，当然不怕鬼，也正因为那地方有鬼，那样好的房子才肯让给这被视为难民的人们去住。

　　从外面看来，这住宅是极其平常的，只是一列板门，像一个小小店铺一样，但进入一个院落以后，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我们一见之下，只觉得两眼迷离，还没有能力把那些名物一一指点出来，因为这都是太生疏的东西，而且人家又不容你在那里多看一回，只是穿堂而过罢了。然而，对于这里面画栋雕梁，外则蓬户瓮牖的用心，却觉得颇可寻味。我们走进了几进院落，方向也迷了，快要走到赵家住处，也就是快要进入凶宅时，一个伙伴才低声耳语道：

　　“这家的地主老爷一天到晚藏在家里，不敢出城一步。”

　　“这很明白，在他眼里，大概任何人都是土匪了。”

　　这一个院落确乎有点特别，一进来就觉得阴森森的。不久以前，是由本城的女子小学校长叶小姐住着的。

　　叶校长是某大学的教育系毕业生。她的父亲在清朝是举人，到民国以后又是大学教授，她的婆家自然也是望族。她是不满三十岁的人，然而她却在痛苦中过着孀居的日子。她的父亲已去世了，另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小女儿陪着她生活。因为某种关系，我们得知道这位叶女士的情形，我们常常听人家夸奖她。这个县城里连一个在中学毕业的女子也没有，所以没有人可以作这女校的校长，而她又是肯于作这件艰苦的事情，宁可以自己赔了钱来使学校日趋改善。这也是这地方的有产者的特色之一，只为名誉，肯于做一件小小事业。

　　有一天忽然听说，叶小姐病了。

　　第二天又听说，叶小姐死了。

　　第三天又听说，叶小姐是吊死的。

　　第四天又听说，她是因为爱情而自杀。

　　……

　　举人出身的父亲，名门望族的婆家，孀居的痛苦，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爱情、舆论、名声……杀死一个有用的青年。

　　但第五天又来了消息：另一个青年媳妇，也在那个院落里吊死了。

　　叶家搬走了，房子空起来，而且请了“端公”来赶鬼。一切应做的都做了，然而没有人敢来住，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赵家夫妇搬进来了。但隔不几天，消息又传来了，就是赵太太又吊死了。这自然是谣言。我们一进这院落，首先出来迎接我们的就是赵太太。她把一切都指点给我们：

　　“你看这棵大皂角树，成了精了！”

　　那棵大皂角树直挺挺地从屋角里长出来，有五六抱之粗，直矗到天空。“像龙呵”，“像蛇呵”，最后一个人说：“这皮，简直像瓷瓮！”大家都笑了。

　　“因为它是从屋里长出来的，就像从坟墓里长出来的，而且也太老了。”

　　赵太太说着，又指点道：

　　“你看这些楠树！”

　　我们都仰起脸来看了，五六棵大楠树，枝叶茂密，遮了整个天空，阳光透不下来，又容易有飒飒的风声，这也就是使这院落阴森森的原因了。

　　“你看这满地荒芜！”

　　我们都俯首而看了，满地落叶、荒草、鸟粪、灰尘。她又指一棵枯瘦的松树说：

　　“你看这上吊树！”

　　因为这棵松树弯曲地长着，像一个人在那里躬着腰一般，其高低，其弯度，恰可以使人上吊。而且，“松者凶也！”她这样说，又指着许许多多方石块道：

　　“你看这些碑碣呀！”

　　那本是些放花盆的石台，十几块整齐地排列着，而松树下边的两块已经搬走了，因为恐怕有人踏着石块向松树上拴绳子上吊。最后，她又领我们到一个角落去，指着一丛树道：

　　“这是梅花，就是叶校长的殉难处了！”

　　假如不经说明，我们真不认得那是梅花，因为我们历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梅花树，密密层层地，占着一间屋大小的一片地，枝梢高出房顶之外，仔细看，还有些残败的黄花留在高高的枝头，据说这是明朝的遗物了。树下边有一枝新被伐去的痕迹，而那一枝就是吊死人的一枝了。留了这么一个崭新的痕迹，倒叫我们有了想象的凭依，觉得不胜哀愁了，而一个好事的伙伴却又猛然直挺挺地站在那树下说道：“看，我也来吊！”他伸出舌头，瞪着眼，回答他的却只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赵太太又告诉我们说：他们以为这古梅作怪，想完全伐去，又不敢，于是只去其一枝。那棵大皂角树也作怪，他们却更不敢惹它。她又指一大堆纸灰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赶鬼时烧的，那个装鬼的穿了死者的衣服，从房顶上被赶出去，而且鬼声鬼气地叫着：“唉哟，我再不敢来了，再也不敢来了！”和尚道士在念经，敲锣打鼓，放鞭炮，而作法的也威吓着：“我看你还不走？还敢来？”

　　然而我们却实在爱这个院落，那么高大美好的房子，那么古香古色的摆设，而尤其可爱的是那么幽静呵。

四

　　回到学校，已是四点以后了。天还是阴着，风里带着湿气。有许多本地女人到学校里来烧香叩头（因为我们的学校原是一座大庙），都被劝阻出去了。

　　有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惹得许多学生都来看热闹，但有人嚷着说是不要放，因为县政府有命令禁止旧年放鞭炮，“那么我们在心里放吧！”这话本是要人笑的，然而大家都笑不出来。

　　一帮学生来请我去吃饺子，我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好意，就跟着他们去了。

　　这些流亡的孩子，离家已二年有余，他们已经能够自己缝补洗濯，而且能自打草鞋，自做布袜，到了年节，还依照故乡习惯自己动手做饺子。在一个教室里，十几个人围了一个水筒吃着谈着，觉得也极其有趣。

　　“你们还想家吗？”我问。

　　“不想家。”一个小同学答。

　　“你们今天到哪里去玩”？

　　“我们今天去拜客。”

　　大家都笑起来了。

　　原来今天他们出北门，顺纹江而至金雁桥，登东山而去拜访了张任的祠墓。

　　“那么明天呢？”

　　“明天还是拜客，去落凤坡，白马观，给诸葛亮和庞士元去拜年。”

　　于是大家又笑一阵。

　　“老师，这里的风景你喜欢哪个地方？”

　　我不回答，却反问道：

　　“那么你呢？”

　　“我吗？”他答，“我喜欢出南门，沿溪行，忘路之远近，或走石板道，而登南塔，望纹水绕山城而来，觉得天地宽大，但最好还是过木板桥而至彼岸，两岸溪流夹一条小径，水里藻长鱼细，岸上垂杨柳，柳含烟……”

　　不等他说完，大家又笑了，而且又有人喊道：

　　“你说谎，你说谎，那里并没有杨柳，只有泡桐树，水东瓜。”

　　“那里有些小鸟，各种颜色，小得像小手指头肚一般，真好看。”

　　“我还喜欢看大水车，高与山齐，远远望去，想起唐吉诃德的第一次出马。”那个爱说话的孩子又说了。

　　“还有轧棉花的小水车呢。”

　　“机械化……”

　　于是一个学生告诉道：

　　“今天有几十辆大汽车从东门进城，因为街上人多，小孩子躲不迭，几乎轧死一个。”

　　“车上装些什么？”

　　“什么？还不是子弹和飞机零件吗？没有别的。”

　　“自然是西北运来的了。”

　　“你猜那些子弹要运到哪里去？”

　　“自然是后方……”

　　“错了，将一个个一个个运入日本兵的脑壳里。”

　　于是大家又笑了。

　　也有人提起故乡的消息，说某人的哥哥已加入了游击队，也有人说起故乡的年节，但并引不起兴致，谈得不起劲。

五

　　五点以后，天渐渐暗下来，漫天的乌鸦都飞回这鸦城来了，然而我们还照着我们每日晚饭后出城散步的习惯，再到城外去，而且也趁此看看除夕的景色。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时街上倒比较清静了，只多了些红灯，各家门上也大都贴了新对联，有一家门上这样写着：

　　“打倒小日本，

　　作个大国民。”

　　大家都称赞这对联作得好。还有一家门上写着：“灭日灭本享太平，”另一联大概是“兴中兴华……”吧，觉得要笑又笑不得。

　　出西门，向南折，还是沿着溪水行。有五六辆骡马大车把我们拦在水边不能前进了，我们要先让它们过去。在这条紧接着国际路线的川陕公路上，每天不知有多少汽车奔驰着，载着多少武器与物资，载着多少将士与热心，载着多少可喜的或可悲的消息，从这个小城通过，同时也不知有多少辆骡马大车，载着棉花，载着烟草，载着粮秣或药材，沿公路来，绕了这石头城的半圈，再向公路去，到甘肃，或者到昆明。赶车的多是北方人，有北方的尘土气和乡土音，叫我们感到一些亲近。这些地方还没有专为他们而设的骡车店，于是他们不得不露宿在城外，埋锅造饭，在车底下伸开铺盖睡觉。虽然今天是除夕，他们也只好就过在这江城之外了。我想起一个旧俄作家的忧郁故事来，我甚至愿意去陪他们过一个夜，在篝火旁，听着骡马吃草的声音，听车夫们谈谈他们的经历。

　　“骡马车比骆驼还快些。”望着大车走过之后，一个同伴这么说。我们都想起在东门外大桥旁边那一群骆驼来了。那还只是昨天的事，我们特意到河滩去看骆驼。其实这在北平城下是见过无数的，而驼铃的声音也听得熟悉，不过这地方居然有一百数十匹骆驼来到，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我们走时，骆驼群正分开队列，排得整整齐齐地吃着草，从一边看起来，以那无边的沙滩和无尽的江水作为远景，还有那些在暮色苍茫中的山丘，叫人想象到沙漠，而那些微微颤动着的驼峰，就正如旱海中的沙浪一样。牵骆驼的人也正在烧火做饭，火光照着他们的脸色，叫人以为那些脸面都是铁铸的一般。虽然吹着冷风，下着细雨，而他们也即将看守着他们的驼群，在这水边过夜了。有一个驼夫还正在把自己缩在一身羊皮大衣里吹着洞箫呢，箫声和着偶尔发出的驼鸣，叫人想起塞外的胡笳。骆驼也像这些骡车一样，也在来回地运输着。

　　“你们运输什么东西？”

　　“运棉花——棉花卖给外洋，换枪炮打日本鬼子。”

　　“假若有人作一个统计，在这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东西从这江城运过呀！”

　　正在说着这话的同伴，却忽然惊讶地叹道：“看！那边运来的又是什么？”

　　那该是一只待宰的猪吧？这地方是个肉食的国度，每天有多少肥猪被抬进来，有多少猪肉被抬出去，然而此刻抬来的东西既没有声音，也不是黑色或白色，而只是长长的，像一段枯树。走近来了，才看出是一具死尸，不敢看的人都转过背去，而另一个同伴却说道：

　　“这有什么可怕，这是常事，不是冻死的，就是饿死的，再不然就是死在监狱里的。”

　　“人之一生呵！”一个同伴叹息。

　　“而且他们连埋也不埋，只抬到河边芦苇中一丢就算。”另一个说。

　　“不错，我今年夏天到江边散步，就看见一个赤裸裸地躺着。”

　　“朱门酒肉臭哇，路有噢冻死骨……”一个同伴唱起来。

　　那些大车已经停在东门外边了，我们也走到了东门，我们要回到学校去过我们的除夕，但是我们不能进城，城门忽然关起来了。

　　这时候也不过是六点半钟，天已经完全黑了，北风刮得很紧，冷雨洒下来，逼得我们无处可去。

六

　　“啥子名堂噢，妈卖皮的龟儿子！”

　　“监狱里逃了二十七个监犯，在公园里打死了两个。”

　　“背时的，过年么，关在屋外头！”

　　“哪个要你把门关起？”

　　“县长的命令么。”

　　在城外边拥挤着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大多数是道地的四川话。

　　城门里边也一样地拥挤着许多人，一样地吵斗着，然而也无可如何。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拿肉的，提酒的，抱着纸马香烛的，提着年红灯的，也有在手里端着醋碗或提着油瓶的。城里的要回乡下去过年，城外的要到城里去过年，然而都被这一道门挡住了。

　　风吹着，雨淋着，城门依旧关得紧紧的，只有一线灯光从门缝里射出来。

　　“狗日的，几时开门让老子过去？”

　　“几时？二更天吧。城里在搜索逃犯呢！”

　　“妈哟，监犯也要回家过年么。”

　　我们几个人在人丛中挤着，却谈起了去年秋天的几件事：一天中午，忽然把四门都关了，说是城外边有大批土匪要进城劫狱，因为狱里的匪犯有很多是羁押了几年，是既不审判也不释放的。又一次是只关了南门，而其他三门却仍是开着的。当时百思莫解，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时天旱已久，而南方是属火的，关起来就可以下雨了，而且还在各街贴了小小的黄纸条，上边写着“天气炕阳，小心火烛。”还有一次是因为夜里逃走了壮丁，直到早晨九点钟还是四门紧闭。我们正在谈着这些事情，忽然听到城里不断地传来敲锣声，而且听到呼喊声，但听不清喊些什么。只听到每一阵呼喊的最后总是“要枪毙！要枪毙！”经本地人解释，才知道是说假如有人窝藏逃犯，搜查出来是要一同枪毙的。

　　“按家搜索吗？半夜也搜不完！”

　　“妈哟，等到明年初一再开吧！”

　　有的人不耐烦了，便去打门，然而那两扇城门是太大了，而一个人的拳头是太小的，那城门只发出轻微的东东声，却纹丝不动，而且里面的卫兵厉声骂起来了：

　　“龟儿子，哪个敢敲门？上边的命令，要枪毙！”

　　于是城外边都安静了，然而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忿怒的喧嚷声从城里传来，接着就听到门链和门闩的响动声，两扇城门裂了一条缝，两个军人从里面挥着拳头挤出来了。他们跳着、骂着，等外边的人们想乘机而入时，那一条狭狭的门缝又砰然一声闭拢了。门外边只被两个军人留下一阵酒腥气，于是大家又大哗起来：

　　“日你先人，他们可以出，我们就不能进吗？”外边的人喊。

　　“妈的，他们能出，我们就不能出吗？”这自然是城里边发出的呼声。

　　一会又来了一个军人，他把门敲了一阵，喊道：

　　“啥子县长？为啥子让监犯逃走？里边的犯人逃走，老子是外边犯人还要进去么？”

　　然而门闩是在里边的，他骂了一阵也无可如何，向后转了。

　　“唉，抗战时期，要维持后方的秩序呵。”

　　这是一个穿便衣的人说的，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人。

　　“维持秩序？是谁先破坏了秩序？——我说谁让监犯逃跑就是谁！”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驳，那个吵着维持秩序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天是黑得很深的，风刮得更尖利，雨下得更紧密，这一群被阻在外面的人都蠕动着，彷徨着。“冷啊！”一个女人用尖细的声音这么叫，仿佛已经哭了的样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流亡的学生，只唱了这么一句就咽住了。

　　开门既然无望，我们就只好找一个地方去避避风雨，于是我们回头走到东关的街心，想去找一个茶馆坐坐。街两旁都燃起了红灯，但各家的门多是关着的，茶馆里虽然开着大门，但里边也只剩着空空的桌椅，并不见一个客人，若在平素，这时候还正是客满呢，而今天连“消夜”的人也不见了。

　　“有茶没得？”我们学着四川腔向老板问。

　　“有。”他回答。但他又回头去问幺厮：

　　“有茶没得？”

　　“没得！”一个年老的幺厮正坐在桌边抽着水烟，有意无意地回答着。

　　我们无可去之处，就只好在这里暂坐一坐，但北风依然从街上向我们身上袭来，使我们不能安坐。而这时忽然有几个军人吵着骂着地进来了，其中一个还拔出了佩剑，我们以为他们是从城里来的，以为是开了城门，便赶紧走回城门去。然而城门依然关得紧紧的，而等待着的人却更多起来。有些学生是刚刚来到的，他们说已经绕城走了一周，说各门都是一样，都有好些人在等待着开门。

　　在黑暗中期待的时间是令人觉得特别长久的。大概已经快到九点了，城门居然开了。“开了！……开了！……”人们欢喜地喊着，但里边的急于向外出，而外边的又急于向里进，结果仍是卡在中间，出入不得。打声，骂声，哭叫声，喊痛声。“唉哟，我的脚杆！”一个孩子哭着喊。好容易通过了那一道“窄门”，进得城来却是一街清静，只有两行街灯在风雨迷漫中闪闪地发着红光，偶然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响爆竹声，却更显出了这街心的寂静。

　　“你可曾看见吗？”

　　“什么？”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嗯，一个年轻女人在挤着进城的时候被一个男人抱着亲了一个嘴。”

　　我们谈着，回到了学校。看看时钟，果然已经九点过了。听其他同伴告诉：一共逃走了二十二个犯人，打死了一个老头，其他都跑了。他们的镣铐是预先解卸了的，他们一齐喊了一声便都窜了出来，县政府门口的卫兵莫明其妙，还问着“啥子事？啥子事？”却被一个囚犯一拳打掉了钢盔。另一个警察还追着一个犯人在大操场的升旗台下跑了好几周呢。有的犯人还假装着与自己无干，口里喊着，“捉住！捉住！莫让他逃掉！”而他自己却借此逃掉了。

　　当我刚刚坐在暗淡的菜油灯下，正要翻开一册书时，附近的人家忽然响起了一阵紧密的鞭炮声，学生宿舍中又涌来了一阵满含着愿望与悲哀的歌声。这一阵鞭炮声和歌声却特别地激动了我的心，我不禁想道：故乡的人们难道也还能过“年”吗？也许他们正在被敌人蹂躏着，也许他们正在同敌人战斗着，而我的面前还摊开着我的弟弟的来信，这样的两行字又显著地跳入了我的眼睛：

　　“我们在五色旗下生活着，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泪，也充满了笑。我们哭，是因为我们在过着痛苦难言的日子；我们笑，是因为我们还坚决地相信着……”

　　菜油灯心上结了灯花，灯花跳跃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弟弟信尾上那一行虚点扩展开来，扩展为一串泪珠，扩展为一串血滴，扩展为一条伸到无边去的大道……

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旧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