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基塔列慈(Skitalez)的《契诃夫记念》里,记着他的谈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叫!就依我自己说: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红德!一本小笑话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耿济之译,《译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间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临死这一年,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话”的时代,是一八八〇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在这之间,他不但用“契红德”(Antosha Chekhonte)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小品,速写,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上投稿;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译本,却正是全属于“契红德”时代之作,大约译者的本意,是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却在辅助玛修丁(V.N.Massiutin)的木刻插画的。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Block)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著重于小说。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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