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底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nko）：‘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塞维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赞成和布尔塞维克们来施行布尔塞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
“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或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底的，乃至巴尔底山（袭击队）底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底计划底建设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态度。”（P.S.Kogan：《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
《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nn）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和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连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L.Andreev）的《老屋》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A.Fadeev）的《溃灭》在。
他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经和他会面，写了一点“印象”，可以略略窥见他之为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赫尔岑之家’里会见的，但既在许多人们之中，雅各武莱夫又不是会出锋头的性质的人，所以没有多说话。第二回会面是在理定的家里。从此以后，我便喜欢他了。
“他在自叙传上写着：父亲是染色工，父家的亲属都是农奴，母家的亲属是伏尔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的。会面了一看，诚然，他给人以生于大俄罗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粗豪，平静镇定，是一个连大声也不发的典型底的‘以农奴为祖先的现代俄罗斯的新的知识者’。
“一看那以墨斯科的十月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十月》，大约就不妨说，他的一切作品，是叙述着他所生长的伏尔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会底，以及经济底的特色的。
“听说雅各武莱夫每天早上五点钟光景便起床，清洁了身体，静静地诵过经文之后，这才动手来创作。睡早觉，是向来几乎算了一种俄国的知识阶级，尤其是文学者的资格的，然而他却是非常改变了的人。记得在理定的家里，他也没有喝一点酒。”（《新兴文学》第五号1928。）
他的父亲的职业，我所译的《自传》据日本尾濑敬止的《文艺战线》所载重译，是“油漆匠”，这里却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罗马字拼起音来，是“Ochez—Mal'Yar”，我不知道谁算译的正确。
这书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译，前年，东京南宋书院出版，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的第四篇。达夫先生去年编《大众文艺》，征集稿件，便译了几章，登在那上面，后来他中止编辑，我也就中止翻译了。直到今年夏末，这才在一间玻璃门的房子里，将它译完。其时曹靖华君寄给我一本原文，是《罗曼杂志》（Roman Gazeta）之一，但我没有比照的学力，只将日译本上所无的每章标题添上，分章之处，也照原本改正，眉目总算较为清楚了。
还有一点赘语：
第一，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底的作品。在苏联先前并未禁止，现在也还在通行，所以我们的大学教授拾了侨俄的唾余，说那边在用马克斯学说掂斤估两，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夸张的，其实倒是他们要将这作为口实，自己来掂斤估两。有些“象牙塔”里的文学家于这些话偏会听到，弄得脸色发白，再来遥发宣言，也实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国还有一个雅各武莱夫，作《蒲力汗诺夫论》的，是列宁格勒国立艺术大学的助教，马克斯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姓氏虽同，却并非这《十月》的作者。此外，姓雅各武莱夫的，自然还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珂干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所谓‘同路人’们的文学，和这（无产者文学），是成就了另一条路了。他们是从文学向生活去的，从那有自立底的价值的技术出发。他们首先第一，将革命看作艺术作品的题材。他们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倾向性的敌人，并且想定了与这倾向之如何，并无关系的作家们的自由的共和国。其实，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是终于也不能不拉进在一切战线上，沸腾着的斗争里面去了的，于是就参加了斗争。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将终，从革命底实生活进向文学的无产者作家，与从文学进向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两相合流，在十年之终，而有形成苏维埃作家联盟，使一切团体，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图，来作纪念，这是毫不足异的。”
关于“同路人”文学的过去，以及现在全般的状况，我想，这就说得很简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