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预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译载《奔流》七及八本上），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好的。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译讫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