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子电报





正是天短的时候,没有到六点钟就黑了,在街上电灯照耀下,人头浮动着像破了巢的蚂蚁。姜太太坐在轿中,两眼昏昏的,头有些沉重。她看见街上人是这样的多,电灯的光波被笼罩着一层烟雾,一切都弄得模模糊糊的,心里非常不耐烦。她咀咒重庆天气这样坏,不是雨,便是雾,几乎永远看不见太阳,要是在上海北平,该多好呵!于是上海与北平的一切,都映现在她的面前,又好像自己的身子悠然的走在上海或北平的马路上。蓦然一辆汽车飞驰过去,两只灯照得她的眼发花,她才清醒过来,还是在这腐败的重庆街道上被两个鸦片鬼抬着走。这于她无异的是被践踏着,一个时代性的女人──慢说她的智慧,单看她的服装,姿态,而竟被放在一个竹笼子里,下面四条枯瘦的泥腿慢慢的往前移动,该是多么不相称呵。她几乎要这样想,“干吗坐在这竹笼子里受罪?”忘记了刚才从陈公馆散了麻将出来。陈太太的牌是那样的“乏”,半天打不出来一张;吴委员是那副怪像,邪里邪气的,一点礼貌都不知道;曾局长是一个胖子,圆圆的脸瓣儿,眉眼鼻子整整齐齐的像画在葫芦瓢上。今天真不应该到陈公馆来,输的钱虽不算多,不过三百来块钱,牌角太不顺眼啊。所以散了牌时,陈太太一定留吃晚饭,辞了,吴委员要拿汽车送,也辞了。谁稀罕你的汽车,没有来重庆以前,自家有的是汽车。不久,景行的棉业公司经理到手了,回到上海,又可以过以前的生活了。


轿子把她送到家门口,停下,叫开门,走上楼。到了卧室,张妈赶快从她手里接下大衣,她匆匆的走到里面的马桶间去了。又走出来,说:


“这马桶间真污龊,再住半年,活活把人折磨死了!”


张妈端上一盆热水放在梳洗盖上,问道:


“太太,开饭罢?老爷说有饭局,不回来了!”


她听了,生气道:


“开饭,脸也不等我洗就开饭!”


张妈退在一边不敢开口了,心想今天一定风向不好,太太准是输了钱。等了一回,张妈知道可以张罗菜饭了,没有请示,走出去了。她洗了脸,擦了脂粉,画了眉,洒了香水,房中充满了温柔甜腻的香氛。于是她走进小饭厅,见菜已经排在桌子上,她坐下问:


“今晚是什么馅儿饺子?蟹黄的?”


“不是,太太,汉口没有了,蟹子那会来的?”


“没有蟹子,虾仁也可以呀!”


“厨子说,这儿不出虾,太太。”


“都是肉,肉,真腻死人!怎么重庆连虾都没有?你看,重庆人个个尖嘴驼背的,活像只虾子,怎么没有虾好卖?”


张妈不敢接下去,她更确定太太是输了钱,不然,她会笑嘻嘻的向张妈说,“张妈,你看我又赢了钱,我的运气该多好呀!”常是这样的,她输了钱,肝火就上来了。张妈是清楚她的脾气的,太太把她从北平带到南边来,她侍候太太已经七八年了。


“张妈,电报拿去!”门房冉福在楼下嚷道。


“电报,电报,那里来的?”她一面惊异,一面预感到一种意外的欣慰。她天天在盼望著有一件事,足够破除在这卑陋的环境中物质与精神交织的窒闷。这一件事并非她的幻想,而是有根源的;七月间,她的父亲郑华亭在香港,来电约她同她的景行前去。她的父亲正在进行一所华北棉业公司,打算总公司设在天津,分公司上海一处青岛一处。郑华亭见他这位娇婿,自从作过一任土地局长以后,虽然还干过几次简任阶级的委员,都是闲曹,他那买办(应该称为中国的实业家)的精明的眼光看透了这位娇婿在宫僚中,不过是个“拖油瓶”的地位而已。遂同景行说:“如果在政治上,没有相当的位置,到上海来担任分公司的经理好不好?还是有前途的,政治上混也不过这回事啊!况且你又是商学博士。”景行生平的抱负,原是要作企业家,在美国,学商业,得过博士学位。又见许多留学生充满了国内的政治市场,他又跑到德国学政治,因为他佩服德国的复兴,尤其是希特勒的伟大。这时,他听了岳父的话欣然答道:“好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其实,他不忍心放弃政治市场的竞逐。之后,回到重庆来,他意识到抗战的前途,以及自己的政治的圈子,太太又是常常抱怨不应该跑到这里来过着难民似的生活,于是他决定了走他最初的路线──这路线马上也就光辉四射的照临着他。可是岳父竟久无消息来,未免有些焦急,终于去电询问,并且坦白的说愿随侍岳父努力于实业的发展。岳父回电,说不久就可实现了。


今晚居然来电报了。然而她还不放心,怕不是她的大实业家父亲来的。而张妈总是从容不迫的,慢慢的下楼,又慢慢的上来,她焦急着要知道那电报内容。电报到手,拆看过,果真是要她夫妇立刻乘飞机去香港,然后一同赴沪。她的心扑扑的跳,面庞更加红晕起来,她不想吃东西了,她无意的将纤指放在胸前,像在沉思着什么。张妈看太太的神气,又像高兴,又像惊异,这过度的兴奋,使她辨别不出太太的喜怒。她想,这电报上一定是说一桩了不起的事,要是老爷在家,太太也可少烦心了。禁不住的说出:


“可巧老爷有饭局,十二点钟才能回公馆。”


张妈这话的意思,多少有些试探太太的企图──她到底遇着一桩什么事?太太却自然的微笑了。她虽然微笑,张妈还是在闷葫芦里,不像她断定太太准是输了钱一样的有把握。太太看了手表,说:


“才七点半,谁耐烦关在家里等他;拿报来,晚上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她回到卧室,又在梳洗台面前,灵敏的工作着。她那透明的眸子,飘视了一下户中的一切,这简陋的建筑,衰老的家俱,俗气的陈设,不卫生的马桶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热水管,好了,现在可以令这一切从她记忆中滚出去,她将要在东方的巴黎取得赔偿。


“这张妈真是活死人,报还没拿来。”


慢登登的脚步声,张妈走上楼,手里拿了两张报纸。


“怎么这半天才拿来?”


“冉福拿去了,说长沙都烧平了呢。”


“烧平了与他相干?他住在重庆!”她又善意的说明道:“那是叫做焦土抗战!”


“是的,太太,‘焦肚’就是油煎肚仁吧?好,我告诉厨子明天预备去。”


她像似没有听见,匆促的翻着报纸,忿然的说:


“天天都是什么苏联片子,一群野蛮的蒙古人似的动作,多无意思,好莱坞的新片子,一本也没有演过,好罢,还是看厉家班去。”


她小心的将刚才的电报放进皮包里,闷头向张妈说:


“冉福雇一辆轿子去!”张妈正待下楼,“张妈,老爷回来不要说有电报来!”


景行没有等到十二点钟就回来了,比往日赴宴会回来的早,太太自然还在戏院里。他的神情有些狼狈,有如一只狗咬架失败后的样子。他的鼻子就是狗鼻子的样子,两块厚眼皮,短下巴,扁平的颧骨。这位商学博士,却以政治家自许,可惜他不能跳上政治舞台,给他一个机会,使他不免感慨。他的演说,他自己也承认比他的文章高明,如果请他在广播电台上发表政见,一定可以在报纸上占有一版两版的地位。他可以从德国复兴说到希特勒的女朋友,接着说到大日尔曼主义。在宴会时,他每次滔滔不绝时,总希望别人都是哑子,偏着头,尽听他的,不幸每次都不能如他的希望。今晚宴后归来,神情狼狈,又是为此。


原来景行今晚和几个旧同学给一位朋友──将随同出使德国的秘书──饯行。他对这位朋友是看不起的,不懂得国际政治,不认识德国的复兴,尤其是希特勒的伟大;然而他竟得不到这样的位置,这使他心里难过的。今晚想在饯席上,痛快的说一说德国的复兴,以及希特勒的伟大,最后落到中德关系上,好给这位朋友一种宝贵的供献,当然说不上教训或自炫。他刚将“楔子”讲完,正要开讲第一章,而居于主人之列的尹约翰竟会说了一通无聊的话,要是遇到这样煞风景的人,谁都会扫兴的。他说:


“哈啰,达克特姜,你的话匣子又开了。”他的面孔对着席上往下说道:“诸位,我得介绍一下,这位达克特姜是专吹希特勒法螺的,哈哈!”


他脸红着,约翰看来颇有趣,又故意问道:


“达克特姜,对不起,我总看德国的英雄一代不如一代。”


“何以见得?你说。”


“我说么,我说希特勒那副猢狲脸,那双马靴,那两个羊屎球的胡子简直像玩马戏的小丑,你不信么,看俾斯麦宰相该多么魁伟呀!他那枪头式的钢盔下面的,浓眉大眼,坚强的胡须,希特勒要站在他面前比一比,简直是一个小丑呢。”


约翰的话,该多么无聊,这才是舞台上的打诨呢!然而约翰为人,他是知道的,好抬杠,不服输,你若提出同他相反的意见,他总是唠唠叨叨的,追到底,他不愿辩下去,弄得没有结果。率性缄默一时,等大家转了话锋再拉回来。大家谈了些在重庆的秦淮歌女,谁的声音好,谁的相貌好,谁是某长的旧交,谁被某委脱籍,一个个的眼睛都发亮,不觉多喝了许多酒。他利用了这个机会,从歌女谈到德国女人,又谈到日尔曼民族,刚要迂回到希特勒身上,约翰又接过去了。他说:


“哈啰,达克特姜,老同学,何必专吹希特勒的法螺呢?我说,去年我经过德国,同一个不是法西斯的德国人谈话,我问他:‘你们希特勒马上要成为欧洲的大皇帝的了!’他说:‘是的,我们人民马上也都变成太监了。’我又问:‘你们的纳粹不是替你们争取幸福么?’他又说:‘我们的纳粹是救主,同耶稣一样,只要一块面包就可以让全国人民不饿了!’哈哈,达克特姜,你看怎样?我说的是绝对真实呀,不信,看我的日记。”


约翰的话刚落音,大家哄然的笑起来,他感到投来了一些讽刺,被损害了,颜色变得很难看,下巴显得更短了,他正想报复,宁愿同约翰破裂,而坐在上面的主客,起来拱拱手,说:


“对不起,我还有个应酬,谢谢,谢谢。”


大家随着也散了。


他坐在轿子中,归途上,见全市都是白蒙蒙的,夜雾已经厚了。他的心也充满了雾,模糊的,抑塞的,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情绪。他自己也清楚,这时的思理太纷乱了!使他苦恼,使他忿怒,他自制的将这些纷乱的思理推开,乐观的想去,总有一天他将可怜的中国从歧途的迷惑中救出来,使每个中国人都会歌颂他,明白他的好心,甚至将来的历史家也会给他一崇高的评价,忽然约翰的“哈啰”“哈哈”在他脑子里打了一个转,他的脸立刻热了起来。什么时候那抱负才能实现,他自己也有些茫然,前途的黯淡又夜雾似的在他的心中厚了。霎时间,“在政治上混也不过这回事啊,”──等于圣经的句子,启示了他,在黑暗中他发现了光明,一个大企业家的姿态即时站在他的面前了。而这位大企业家,又是政治舞台的后幕主角,有如傀儡剧的牵线者。他是个英雄主义者了,虽然,额际没有一撮毛,嘴上没有两个羊屎球,却无异于希特勒一样的伟大!但是,他自己忽又疑惧起来,为什么岳父还没有电报来?难道他的事业成了泡影吗?不,不会的,他是中国实业界的一颗星,他有资本,有才干,政治上有联络,东西洋朋友又多,他的雄图,没有不成功的。等一等有什么关系呢?姜博士这时轻松了许多,而满心中蒙蒙的雾也散开了。


他回到公馆,知道太太看戏去了,独坐在卧室的沙发上,不由的有些寂寞,随手取了一支纸烟,烟味虽然冲破了室中甜腻的香氛,仍旧是寂寞的。她要在家,正可同她商量不久去上海的准备,以及将来到上海是住岳父的宅子还是自己买一所?然而她竟将他一人丢在家里,可是又没有理由证明太太不应该去看戏。拿了一张报纸,躺在沙发上,见长篇记述着长沙大火,他想报纸的篇幅太不节约;这是铁腕的豪举,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拿破仑在莫斯科不是被一把火薰跑了的么?又看见一篇国际论文,这些他一向不屑看的,他知道国内一般论客,多是魔术的,刺戟的,疯狂的,失去理智的观察,尤其是未曾在外国的新政权下受薰洗过。无意中发现,这论文里提到希特勒,说他是日本军阀的帮凶,他气极了。他说:“你们不是天天嚷着中国只有一个敌人,怎么连累了他?这是什么逻辑?”他看看作者的署名,两个字,像是一个笔名。也许就是尹约翰罢?是你吗?可惜不在我的面前,不然,我要打你的嘴巴的!


他将报纸扔在地毯上,约翰的“哈啰”“哈哈”那副神气,又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他的脸又发热了。这被侮辱的烙印,恐怕永远印在他的心上了。也许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容易动怒,其实他是为了真理,他的信仰。除了他的真理圈子以外,他是一个极有耐性的人。像他以前作土地局长的时候,外国人要买地皮,他给他们物色,直到人家满意为止,纵然触着人家的怒,甚至于人家骂他是“猪猡”“蠢货”,他会笑着向人家解释的。现在他所有同他身分不相称的些微的存款──不过二十来万,也就是那时获得的些微的报酬。


晚宴时,他吃了许多油腻的东西,约翰使他的胃有点发胀,他想吃一杯咖啡,他叫道:


“张妈!”没有听到回声,又大叫道:“张妈,张妈!”


张妈一面在楼下答应,一面登堂的忙着上楼,他没有等张妈上来,又叫道:


“拿咖啡来!”


张妈答应著「是”,走下去了。少顷,张妈端上咖啡来,一时只顾小心手中盘子里的杯子,不提防,地毯上的报纸,被她一脚踏上,哗哗的响声,不知什么东西,心一惊,杯子滑掉在地毯上了。


“怎么?怎么!地毯都泼脏了!蠢东西!”他怒着从沙发上跳起,想上去打她两拳,立刻意识到,这蠢女人,不必动她,失了身分!他茫然的坐下了。


张妈惶恐的收拾地毯,楼梯上轻妙的橐橐声,太太回来了。张妈拿起碎碗机警的退了出去。


太太看他交叉着手坐着,不像平常的迎接她,微笑的给她脱大衣,问长问短的;竟鼓着嘴,短了下巴,她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不快的事。但是,这副神情,使她高兴的,心想,“这傻子要是知道有电报来,天大的不快意事,也会消的!”于是故意的说:


“多好的戏啊,干吗不去看呀!”


他没有理会,并且有点使他反感,他不耐听,然而他不敢发作,只有以沉默不屑的神气来反抗。她一下坐在他的身旁,靠着他,伸出一双脚来,说:


“你看,我这鞋子好吗?今天买的。”


他不理会,也不去看她那双新的高跟鞋,她又说:


“这是汉口来的呢,要不是汉口没有了,这小重庆会有这好的样子么?你看,才二十五块钱,多便宜!”


他还是不理会,她手推着他,靠近他的脸:


“说呀,说呀,不说,我偏要你说!”


他被压迫的说了:


“好,好,好得很!”


她轻快的站起来,顽皮的抓了一下他那规则的头发,额上即刻扑下了一撮毛,成了希特勒式的,她嘻嘻的笑着,在房中以伶俐的舞步,跳了两转,看他木头像,苦恼的,不见一点霁色。她突然跑到他的面前,牵住他的领带,说:


“我的哈叭狗儿,谁欺侮了你,说呀,有我呢。”


他伸着头,挣扎着,他受不了她那“亲爱的”揶揄,正待发作,她又靠着他坐下。而他凌乱的头发,更加短了的下巴,一只狗鼻子呼呼的出着硬气,配合著她那嘻嘻的笑声。


“哈啰,达克特姜!”


怎么她也学会了这悔辱的调子?约翰的影子又站在他的面前了,他的神经跳得发痛。


“我这里有件宝贝,爱看不看!”她伸手从皮包里拿出那电报来,在他眼前绕了一下。他一看,他被震动了,那是一封电报,他的眼睛发光的望着。急忙来抢,她却敏捷的缩回去,他的手扑了一个空。


她嘻嘻的笑个不止,他也释然的衷心里发出微笑,祈求的伸着手;她不给他。


“你得给我跪下!”


他不觉的从沙发滑到地毯上了。


“马伊的尔,给我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于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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