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新鲜的标题！”汤慧修拿着一本书走进教室来，眼睛看着书页，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头。

　　“什么？”几个同学正在谈论什么事情，被她的这一句话引起了注意，就同声问。

　　乐华认清她手里拿的是《中学生》杂志，欣喜地说：“是二月号吗？他们曾经登过广告，说二月号印成之后，在闸北的炮火中完全毁掉，须待重印了方可寄发。这是重印的版本了。”

　　几个同学便围拢去看汤慧修手中的杂志。汤慧修指着书页说：“你们看，《文章病院》，这标题多么新鲜！”

　　“是一篇什么性质的文字呢？”

　　“肺痨病院给人医肺痨病，外科病院给人医外科病，依此类推，文章病院该是给人医文章的毛病的。”

　　“我们平时作文，常常犯许多毛病。如果送到文章病院去医一医，再给先生看，一定可以得到甲等的品评了。”

　　“开头有‘规约’在这里，我们看呀。‘一、本院以维护并促进文章界的“公众卫生”为宗旨。二、根据上项宗旨，本院从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中择尤收容，加以诊治。’——文章界的‘公众卫生’，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看了这两句，可知我们的文字是不收的；要‘出现于社会间’的妨碍‘公众卫生’的文字才收。难道文字的毛病也有传染性的吗！”

　　“我想的确有的，”周锦华说，“文字登载在报纸上、杂志上，或者刊印在书本上，在社会间传播开去；一般人总以为这样的文字是了不起的，便有意或无意地仿效它。如果它本身有毛病，仿效的人就倒楣，患传染病了。所以，我们编《抗日周刊》也得好好用一番心，至少要每一篇文字没有什么毛病才行。”

　　在一年级的编辑股员里头，周锦华是最负责的一个。她不把凑满篇幅认为满意；她要周刊上的每一篇都有精义，都有力量，真能收到文字宣传的效果。她时时刻刻不忘记周刊，现在谈起文字的传染性，她又说到周刊上去了。

　　“不错。”几个同学点着头。

　　“写上《抗日周刊》，就是‘出现于社会间’的文字了。”胡复初又加以说明。他继续看文章病院的“规约”，说道：“这原来是替人家批改文字，同王先生给我们做的工作一样。王先生有时在我们的文稿上画一些符号，表明这地方有毛病，什么毛病，要我们自己去想。这杂志上大概不只在有毛病的地方画一些符号吧。”

　　“你不看见‘规约’上说明‘将诊治方案公布’吗？犯的什么病，要吃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医治才会好，把这些都说明白，才成一个‘诊治方案’呢。”

　　汤慧修说：“把杂志摊在桌子上大家看吧。”她把《中学生》杂志摊在自己的课桌上。七八个人便伛着身躯，头凑着头围着看。外面有脚踢着皮球的蓬蓬的声音，有鼓励赛跑者的热烈的呼喊；在课堂里的几个人好像全没有听见，他们的心神正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动着。

　　“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辞源续编》是大书馆里的大工作，‘一·二八’以前，报纸上登着大幅的出版广告；说例相当于序文，是编辑者的公开宣言，怎么会有了毛病，进了病院？”朱志青惊奇地说。

　　周乐华翻过几页，悄悄地说：“更奇怪了，《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宣言》也在这里，成为第二号病患者。”他看着张大文说：“去年我们一同看报，不是把它读过一遍的吗？”

　　张大文点头说：“当时读下去似乎也能够明白。不知道这篇文“还有第三号病患者吗？”胡复初抢着再翻过几页。

　　“啊！还有，《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几个人像发见了宝物一般喊起来。

　　“这一篇应该进病院，”周锦华掠着额发说。“我当时在报纸上看过的，糊里糊涂，不晓得说些什么。我以为我的程度不够，看了一遍再看第二遍，把它仔细地划分段落，希望捉住各段落的要旨；但结果还是糊涂。罢课不足以抗日，大家复课吧，这是很简单干脆的一句话。那些校长先生偏要东拉西扯写上这么多的文字，真是可怪的事。我倒要看病院里的‘医生’怎样给它诊治呢。”

　　胡复初又抢着翻书页了：“看第四号病患者是谁？”翻了一下之后，他才知道没有第四号了，说道，“只有三号。”

　　“我们写的文字如果送到文章病院里去，恐怕是百病丛生、不堪诊治的了。”张大文凝想着说。

　　“我想也不至于，”汤慧修说，“王先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文字绝对不通；他只对我们说哪一句不妥当，哪一节要修改。如果送到文章病院里去，我们的文字至多是一个寻常的病患者。”

　　“那么，”张大文说，“大书馆里编辑先生写作的文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的文字，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公拟的文字，怎么会病得这样厉害，烦劳病院里的‘医生’写了这么长的三篇诊治方案呢？”

　　“这要待看完了诊治方案才得明白。”汤慧修回答。

　　周锦华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她对大家说：“现在快要上课了，这密密地用小铅字排印的十八页文字，一会儿是看不完的。我们在这几天里做一回共同研究吧，研究的材料就是这个文章病院。”

　　“怎样研究呢？”

　　“我们要把这三号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归起类来，看它们的毛病大概是哪几类。这于我们很有益处。‘规约’上边不是说着吗，‘知道如此如彼是病，即不如此不如彼是健康，是正常’。我们以后大家当心，不要犯那几类毛病；那么，写下来的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文字了。”

　　“这很有意思！”汤慧修高兴得拍着手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在自修的时候来做这研究功夫。我们还可以把研究的结果报告给全班同学知道，还可以请王先生给我们批评。”

　　这当儿，上课的铃声响起来了。

　　三天之后，他们的研究功夫做完毕了；由朱志青把研究所得记录下来，并且告诉了王先生，说要报告给全班同学知道。

　　这一天王先生上国文课，讲完了一篇选文，时间还有余多，他就说：“有几位同学研究了最近一期《中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要把研究的结果告诉大家，现在就听他们的报告。那《文章病院》我也看过了，比我平时给你们批改文稿来得详细。他们把它归纳一下，看文字的毛病大概有哪几类，这对于写作的练习的确是有帮助的。”

　　王先生说罢，用右手示意说：“谁到这里来报告？”他就坐在靠近黑板偏右的椅子上。

　　朱志青站起来，走到讲台上，把胸膛挺一挺，开口道：“最近一期《中学生》杂志增加《文章病院》一栏，想来诸位都看过了。我们几个人看出这一栏里提及的三号病患者虽然犯了不少的毛病，但是归聚起来，毛病的种类也并不多。因此我们想这几类毛病必然是最容易犯的。写文字如果能够不犯这几类毛病，即使说不上名作，至少不用进《文章病院》了。现在让我逐类逐类提出来说。”

　　全班同学都轻轻地舒着气，整顿精神，预备听朱志青的演讲。

　　朱志青从衣袋里取出几张稿纸来，却并不就看，又说道：“那三号病患者——那三篇文字都是文言文，而我们写的是语体文；知道了文言文的毛病，对于写作语体文好像未必会有什么益处。其实不然。我们看出那三篇文字的毛病都是属于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的；所以用文言写固然有病，如果用语体写，还是有同样的病。我们要知道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通常有哪一些病，那就文言的材料也于我们有用处。”

　　他说到这里，才看一看手里的稿纸，取粉笔在黑板上写了“用词、用语不适当”几个字。

　　“这是一种毛病。该用这个辞的，却用了那个辞；该这样说的，却那样说了。那三号病患者差不多都犯这毛病。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目的’，不是大家用惯了的名词吗？心意所要达到的境界叫作‘目的’。而第一号病患者却有‘不能不变更去取之目的’的话。编辑辞典，选用条目，哪个条目要，哪个条目不要，只有依据预定的‘标准’来决定；所以，说‘去取之目的’不适当，必须说‘去取之标准’才行。又如‘促进’，原是习用的一个动词。而第二号病患者说‘努力促进自治制度’。因为制度只能订定、实行、修改，或者撤废，可是无法促进，所以‘促进’这个动词用在这里就不适当。又如‘重新’这个副词，本该用在第二回做的动作上；读过书了，再读一回，叫作重新读书，游过山了，再游一回，叫作重新游山。第三号病患者劝学生复课，单说‘收拾精神，一律定期复课’，已经很觉不妥了，因为罢课为的是国难，原没有放散精神；而它又在‘收拾’上面加上‘重新’两字，好像学生已经把精神收拾过一回了，更属不适当之至。以上是用辞不适当的例子。其他如该说购买力薄弱，而说‘物力维艰’，该说整齐全国的步骤，而说‘整齐全国一致之步骤’，当时日本武力还只及于我国东北，而说‘东北烽烟弥漫全国’，都是用语不适当的例子。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认识辞和语的意义不确切；或者因为不曾仔细思量，只顾随笔乱写，便把不适当的辞和语写了上去。”

　　“意义的缺略和累赘”，朱志青又在黑板上写了这几个字，回过头来说道：

　　“一句话里，意义没有说完足，就不成一句话。反过来，说得太噜苏了，把不相干的东西都装了进去，也同样地不成一句话。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不曾把意义想得周全，就提起笔来写；如果作者的言语习惯不良，平时惯说那些支离的、累赘的话语，写起文字来也就会有这样的病象。试举几个例子。‘当《辞源》出版时，公司当局拟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二十种，相辅而行’，在‘相辅而行’怎么少得了‘与《辞源》’几个字？‘际此内忧外患之时’成什么话？必须说‘际此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才行呀。不说‘以……译表为标准’，或‘依……译音表’，而说‘均依本馆所出外国人译音表为标准’，这是累赘不通的话。不说‘使国民参与政治’，而说‘召集国民参与政治机关’，这也是累赘不通的话。像第三号病患者因为要说青年感情丰富，关心国事，先把老年人也知爱国来作陪衬；却说什么‘明知行将就木，即使国亡，为奴称仆，亦无几时，然犹攘臂切齿，慷慨陈辞，鼓其余勇，义无返顾’，仿佛把老年人讥讽了一顿，这更是累赘的无用的话了。”

　　朱志青停顿了一下，又说：“一句话里，前后不相连贯，一串话里，彼此不相照应，这也是重大的毛病。如第一号病患者说：‘此十余年中，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辞发生。’这只是一句话而已，然而前后不相连贯。正如文章病院的‘医生’所说，‘揣摩这里的语气，“世界”与“政局”对立，“科学”与“名物”对立，而以“科学”应“世界”，“名物”应“政局”。世界演进，科学研究益精，因新发明、新发见而产生新名辞，那是不错的。但是，“政局变革”与“名物”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而牵在一起，这句话就前后不相连贯了。又如第二号病患者说：‘“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大会认为尚有急需注意者。国内生产日渐衰落。因生产衰落而……’这是一串的话。那前三句因为没有什么关系词把它们连起来，彼此便不相照应，好像是各各独立的。又如第三号病患者开头说‘我国家民族苦东西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压迫也久矣’，依理接下去应该说侵略压迫从什么时候起头，直到现在已历多少年，才可把怎样地‘久’说明，与第一句相照应。而第三号病患者不然，却说‘平时则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在在足以制我之死命，有事则政治压迫、军事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凡有血气，畴能堪此’，好像把自己方才说的第一句话忘记了。这种毛病的原因大概在于思想不精密。犯得太多的时候，虽然说了一大堆，写了一大篇，实际全是瞎说；不是叫听者、读者上当，便是叫听者、读者莫名其妙。真是危险的毛病。”

　　朱志青又把稿纸上的标题抄上黑板，一壁说：“这种毛病可以叫作‘意义不连贯，欠照应’。”

　　他把稿纸纳入衣袋里，继续说道：“我们摘录下来的例子还多，完全说出来，未免使诸位生厌，所以只说了一小部分。把许多例子归聚起来，就看出它们犯的不外刚才所说的三种毛病：用词、用语不适当；意义的欠缺和累赘；意义不连贯，欠照应。再加仔细分析，毛病的种类当然还可增多。但是我们想，这三种毛病该是最普遍的了。我们写作文字，如果能够避免这三种毛病，用辞、用语处处适当，每一句话意义都完足，也并不累赘，而且一直到底，互相连贯，彼此照应，这样，我们的文字不就通顺了吗？”

　　下课的铃声催促他赶快作结束，他简括地说道：“我们以为要做到这地步，实在也并不困难，只须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文章病院》里的三号病患者的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太不好了，远不如我们，提起笔来又不肯先检点一下，所以犯了这许多毛病。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上，正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径。这是我们今天要把研究结果告诉诸位的本旨。”

　　朱志青说罢就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王先生站起来了，露出满意的脸色，说：“志青他们的研究报告虽然简略，可是很扼要。《文章病院》里的三号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固然不尽属于这三类，然而多数属于这三类。就是一般不通的文字，你说它这里不通，那里不通，归纳起来，大致也离不了这三类毛病。志青结末说的话是不错的。一个人如果能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写下文字来就不用进《文章病院》了。”

　　王先生又用慨叹的声调说：“那第三号病患者——《劝学生复课书》最要不得，思想习惯完全是‘八股’的。想不到民国二十年的中等教育界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文字！它为什么要不得，下一次我要给你们仔细地讲一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