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枢密顾问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许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他所亲密交往的。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卡维林、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热烈的友谊。他是俄罗斯一切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是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类名字，就会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征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赋极厚、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勤恳耐劳跟骆驼一样，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半点的污点，它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个名字是幸运的。

　　起了这个名字的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颜面痉挛症。我的名声十分辉煌美丽，我的模样却极其黯淡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角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发作颜面痉挛症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动人的思想：“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小块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性衰退，思想不大连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记，写信时候我总得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两样都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写德文或者英文比写俄文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像根本没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或者，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会儿，我的女儿丽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个屋子里匆忙地说梦话，一会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会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地叫起来，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

　　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

　　“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那个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道，“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作客，饷银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已经教会妻子：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准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倒好像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像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小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娅？那时候我是因为她头脑聪明，灵魂纯洁，面貌美丽，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梦娜那样还因为她“同情”我的学问才热烈爱上她的。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娅，可是从她的过去只剩下一个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的老太婆罢了。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我甚至一声也不响。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吗紧自在这儿坐着？”她说，站起来，“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

　　“我们欠下叶戈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卢布便当得多！”

　　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

　　“谁也不及我们的苦命的丽莎那样招得我可怜。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在上流社会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个样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枢密顾问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到底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

　　“早，爸爸。你身体好吧？”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激凌，我常得带她上点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凌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规范。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激凌，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香榧冰激凌，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激凌，第三个叫做覆盆子冰激凌等等。往常她早晨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

　　“奶油冰激凌……香榧冰激凌……柠檬冰激凌……”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香榧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柠檬冰激凌……”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凌一样，自己也觉着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倒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绯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看见母亲和我要虚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乐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并不需要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这在我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羞，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败坏我的心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腔怨毒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亲爱的孩子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那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从前那儿本来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Historia morbi”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小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妇人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那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健康印象的。一般的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样子，在造成这倾向的种种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坏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形中大学生的胸襟都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强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的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脱掉我的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的新闻。所有的大学看门人和校工之间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个系里，办公处里，校长室里，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指出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职务，然后离奇而详细地谈到办公处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校董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大体上差不多永远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热爱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短不等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殉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呆傻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着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所有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谈以及关于格鲁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布欣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受过教育的我们这班人说来，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写成文章的早就会有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学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能够听见尼古拉多么方便地说出许多学术名词，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的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边坐着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低下头凑着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没有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那种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车的马的特征，是这样的：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了。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研究室，说：

　　“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

　　“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

　　“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倒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邱琶跟他是两不相干的。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觉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更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留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咙说话。我们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还没习惯这种感觉，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烦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车的马，谦虚地耷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会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圆号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给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现象、法则，以及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许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检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说他们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轻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游戏，不管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丘力斯在干完顶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见得会感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立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说：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领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跑出门口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