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照例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或者躺椅上看书。她看见我，就懒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给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会儿，歇口气以后说，“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什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干点什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结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找不着可以结婚的人啊。而且结婚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不好，卡嘉。”

　　“什么不好？”

　　“哪，你刚才说的那种话不好。”

　　卡嘉看出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说：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台，说：

　　“瞧……我已经给您预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以后就在这儿工作吗？您愿意来吗？”

　　我怕回绝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说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谈天。

　　现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又有这样一个招我喜欢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却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满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诉苦和发牢骚的强烈心意。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要是抱怨一阵，发一阵牢骚，心里就会畅快些。

　　“情形很糟啊，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糟啊……”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谅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觉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毫无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责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原谅。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愤慨，我总是劝一劝，说服一下。我这一辈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仆人讨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围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成皇帝了。我心里发生一种只有奴隶才配有的情形：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满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没有领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给我说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话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现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逻辑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钱，现在我呢，却不是对钱，而是对阔人有恶感，好像他们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现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该怪他们不对，不该怪我们大家不善于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转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轻），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说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们惭愧，把它们看得没价值才对……”

　　“这跟病没有什么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话，“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睁开了而已，没别的缘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您不肯看，现在却看见了。依我想来，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说了。”

　　“您并不爱她们，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们也能叫做家人？简直是些废物！要是她们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们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谈到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的。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既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里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当是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一切，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什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什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诈无知无识的人而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走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变了题目。我发完牢骚以后，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骄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起从前我怎样在宗教学校里求学，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们那宗教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唱声，或者围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灌满我的胸膛，甚至灌满的我胃、腿和胳膊了……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到学生爱戴的教授，我有许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美丽的文章。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诉我说：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铃的声音，就说：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言学家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走进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年纪在五十上下的男人，脸子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白发和黑眉毛。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见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见他的许多长处。

　　他走进我们屋里，慢慢地脱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说：

　　“你们好。你们在喝茶吗？这倒正合适。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下一杯茶，立刻谈起来。他讲话方式中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谈严肃的事，可是经他一讲，就绝不严肃了。他的评语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调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骂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主啊！”他叹气，讥诮地活动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哟！”

　　“怎么呢？”卡嘉问。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里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们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翘起马那样的下巴，想要对人抱怨一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他讲课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见我了，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霉了……’”

　　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

　　“昨天我听我们的朋友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们的almamater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这样的宝货，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话在天黑以后可别说呀），拿给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像吮冰糖：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他慌慌张张，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动，就跟修道院长骑自行车那么慢腾腾的，糟糕的是你简直闹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枯燥得要命，连苍蝇都会闷得断了气。这份沉闷也许只有在礼堂里开年会，宣读例行报告时候的沉闷才比得上，真是见鬼。”

　　话题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总还记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闷，我的制服勒着胳肢窝，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谢天谢地，剩下只有十页了。’我那报告的结尾有四页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删掉算了。‘那么只剩下六页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见第一排有一位披着宽绶带的将军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烦闷得身子发僵，睁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脸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神情，装得听懂了我的话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既然爱听，你们就听吧！我要叫你们受一受！’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页也都对他们念了。”

　　跟所有的爱讥诮的人一样，他讲起话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着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并没有憎恨或者恶意，只有许多的尖刻以及人们仅仅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脸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狐狸样的狡猾。如果继续再谈他的眼睛，那我就要说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现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递给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讲话，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会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眼光里带点温柔、恳求、纯洁的眼神……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了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说起来，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大的灵敏和专心，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永远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大都是高级的问题。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活到头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抑扬顿挫地说，“它的歌已经唱完了。对了。人类已经开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的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去世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可不是，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中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料想的总还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坏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你们的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像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毫无道理，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早已陈腐的滥调，吓人的大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说说的，也应当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回答这问题不会很便当，可也不会说得太长，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来搪塞。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就是昨天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很差，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可是他们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埃披克梯托斯，或者帕斯卡。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在生活方面不切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这问题的论文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虽然这方法是他们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们的职业很符合。他们情愿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化验室的医生，情愿把这种职业做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并不比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少需要一分。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为他们所感动，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

　　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点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邻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一个多么深的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化为讥诮和嘲骂，他俩怎样甚至开始养成了在人背后说坏话的习惯。

　　“人常会碰见些滑稽家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戈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我读到一篇文章，’我说，‘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戏院里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刚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也是‘我们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醉得跟皮匠一样。他根本没看台上的戏。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咙，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拿手指头戳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高——尚吗？’‘高尚，’那位‘我们这班人’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起来。‘高尚啊！好哇！’你们瞧，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戏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高尚的东西。他要的是高尚。”

　　卡嘉听着，笑了。她的笑法相当古怪，吸气很快，每一吸气和每一呼气中间的空当既有节奏，而又整齐，很像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

　　“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像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蛆，就准备回家去。实在，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会儿，”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Bene！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了？您病了？”

　　“对了，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照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人。托您向您家里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说我没去看她们。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因为大家谈起我的病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盘算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形，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的好……”那就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质、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生过的全身浮肿，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治疗学的专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都很不像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么深奥，灿烂，惊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蛤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得现在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像加了几千普特的体重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