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了，生活改变了。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看左右两边的招牌。“特拉克季尔”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走去，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它却没使我生出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穿过一片树林，又到田野上了。一点有趣味的东西也没有。坐了两个钟头的车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别墅的楼下，安置在一个不大的、很畅快的、糊着淡蓝色壁纸的房间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了。我没睡，可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富于爱国精神，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们的一切文学依我看来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别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愿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成品当中就连顶好的也不能说有什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关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读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说：其中没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它们有隽永，有高尚，却缺乏才气；有才气，有高尚，却又缺乏隽永；或者最后，有才气，有隽永，却又缺乏高尚。

我不是说法国书又有才气、又有隽永、又有高尚。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像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者不是从第一页起就极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包紧。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有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那些书里有处心积虑，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稳，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造。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的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戏院里的验票员，这种畏惧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戏院验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的、意义不明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家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到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作品我也一样读不下去。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严肃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实在，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一谈起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就刚好相反，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的蔑视还要放肆得多。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居心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所喜欢说的那句话，ultima ratio！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我也就一点也不觉着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眺望敞开的窗子外面。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瘦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地带。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要说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爱人的那种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Gaudeamus egitur juventus！”

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一谈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规矩，不敢跷起脚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的小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绉绉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〇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像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惹克·贝蒂。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着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能惹得我厌烦，倒好像我看他，听他，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却只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使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紧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干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倒好像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却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却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只没好气地嘟哝一句：

“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

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教授当初在雷瓦尔跟彼罗戈夫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骂道：“这些混蛋的德国人！”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

现在我们吃饭比在冬天还要无聊。我现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凯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饭。我往常瞧见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现在我却对他说些挖苦的话，招得我妻子和丽莎脸都红了。我压不住满腔的恶意，常常说些简直很愚蠢的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来。比方，有一回，我带着轻蔑的心情对格涅凯尔凝神瞧了很久，忽然无缘无故地念起来：

有时候老鹰比公鸡飞得还低，

可是公鸡绝飞不上天去……

顶气人的是公鸡格涅凯尔却显得比老鹰教授还要聪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讥刺（仿佛在说：“这老家伙昏了头……何必跟他多费话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开一句玩笑。真应该奇怪：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吃饭的时候我居然始终幻想着格涅凯尔会怎样露出冒险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丽莎会怎样看出自己的错误，我会怎样讪笑她们。到了我这种年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还会有这么荒唐的幻想！

近来家里出了一种误会，这一类的误会我从前是只凭道听途说才有所体会的。不管我提起这种事会多么难为情，我还是要写出一次这类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过饭后发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正在抽烟斗。我妻子照例走进来，坐下，开口说道：趁现在天气暖和，我又空闲，要是我肯到哈尔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们的格涅凯尔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对我很满意，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转身来说：

“顺便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我有责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们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经在纷纷议论了。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块儿也许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纪，照你的社会地位，你跟她在一块儿会觉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说，她那名声是那么……”

所有的血猛然从我的脑子里涌出来，我的眼睛里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顿着脚，用一种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

“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脸色可怕，嗓音奇怪，因为我妻子忽然脸色发白，用一种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绝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见我们喊叫，丽莎、格涅凯尔、然后叶戈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没有了似的。我觉着自己倒在一个什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得见哭声，不过只听见一会儿就晕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现在说一说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注意到。她来一会儿，就带我出去坐上马车游逛。她自己有一匹马，有一辆新马车，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阔绰：租下一个华贵的大别墅，外带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用了两个女仆和一个车夫……我常问她：

“卡嘉，你把父亲的钱挥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说吧。”她回答。

“那笔钱，我的朋友，应当受到比较严肃的对待才对。那是由一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挣来的。”

“这话您先前已经跟我说过。我知道了。”

起初我们坐车走过原野，随后又走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的那一片针叶树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凑在我的耳边悄悄说：这些松树、枞树、鸟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却不会在意。卡嘉喜欢赶车。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着很愉快。她兴致好，没说尖刻的话。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您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没有一个演员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来说，就连坏演员都演得来，可是谁也演不了您。我羡慕您，非常羡慕您！您看，我算是什么呢？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不是一种否定的现象吗？对吗？”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拿什么话回答她呢？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说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好了。

我的同事们，那些治疗学家，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别处理个别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做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法在个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话才成，我就说：

“你的空闲时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该干点什么才好。真的，如果演戏是你的本行，为什么你不去重做演员呢？”

“我办不到。”

“听你那口气，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个遭了难的人似的。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记住，你开始恼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没做过什么事来对人和事加以改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做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遭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遭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轻，没有经验，可是现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你会工作，为神圣的艺术服务……”

“请您别装模做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卡嘉打断我的话，“我们来一言为定，我们尽可以谈男演员、女演员、作家，可是别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了解得却不多，还不能诚心诚意地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没有领略它的耳朵。您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没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谈艺术！”她烦躁地接着说，“不喜欢！多谢多谢，艺术已经被人弄得十分庸俗了！”

“谁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纸用过分轻视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呢，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谁要是唱高调，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话来，我就连忙改变话题，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的车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别墅走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说：

“你还是没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员。”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满脸通红，“您要我大声说出真心话吗？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没有才能！没有才能，只有……只有很大的虚荣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缰绳。

我们赶着车走近她的别墅，远远看见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在大门附近走来走去，心焦地等我们。

“那个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又来了！”卡嘉烦恼地说，“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驾！我讨厌他了，他没意思……滚他的！”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始终没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他有点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的黑眉毛开始变白了。等到我们的马车在门口停住，他的快乐和心焦掩盖不住了。他慌忙搀扶卡嘉和我下车，匆忙地问这样问那样，笑着，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现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脸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觉着自己养成习惯，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阵，也很不好意思。他觉着需得为他的来访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说，“我正巧有事坐车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会儿吧。”

我们三个人走进房间。起初我们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现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纸牌、大块的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新鲜，跟冬天谈的一样。我们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装满这些恶意的话语，变得越发稠密闷人。现在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癞蛤蟆用呼吸来弄得空气充满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风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们的女仆还听见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轻松喜剧里的将军的笑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