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什么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请坐，collegam！只谈几句话就走！”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我俩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钮扣，好像我们在互相试探，深怕烫了手指头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对我的工作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互相摸索一阵，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戈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要着凉了，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戈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会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像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照大学生的切口说来，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们。凡是因为学力不够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啰嗦。凡是找我啰嗦、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血气方刚、性格开阔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戏。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

　　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误会，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您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我们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

　　“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才分。”

　　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种话，依我想来，至少也得说是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不错！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着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课温一温再来吧。”

　　“什么时候来呢？”懒汉用闷闷的声音问。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对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掐住的！”

　　“当然，”我说，“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您也不见得就会增长多少学问，可是这样做可以锻炼您的性格。您一定会因此感激的。”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这就惹人厌烦了。

　　那血气方刚的青年讲话声调清脆好听，眼睛灵活，带着讥诮的眼神，脸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的缘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许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也愿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

　　话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摇了摇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说：

　　“既是这样，那就再见……请您原谅。”

　　“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疑不定地走进门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想出了一句针对我说的“老魔鬼”，然后他走进一家便宜的饭馆，喝啤酒，吃饭，以后就回家上床睡觉去了。愿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铃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轻的医师走进来，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当然打着白领结。他说了自己的姓名。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贵干。那献身于科学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诉我说：他的学位考试已经及格，现在只剩下写论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给他一个论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的。

　　“很愿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说，“不过，首先，关于论文是什么东西，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谓‘论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创造所产生出来的著作。不是这样吗？一个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的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

　　这个考学位的没说话。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题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请求你们：全都躲开我！原谅我说话唐突，可是老实说，这种事我腻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颧骨四周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的脸容表现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识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出他藐视我的声调、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心浮气躁的手势。我一发脾气，他就觉得我像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没开店！”我生气地说，“真是怪事！为什么您不愿意独立自主？为什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响。临了我渐渐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不值一文钱的题目，预备在我的督促下写一篇对谁都没用处的论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去进行枯燥的答辩，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铃声可能连连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铃声就算了。铃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爱的说话声……

　　十八年前，我有一个同事，是眼科医生，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约六万卢布。他在遗嘱里指定我做监护人。卡嘉在我们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们家里来。我没有工夫过问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时候的情形我所能说的很少。

　　我所记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脸上老是闪着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脸，总是注意地瞧着什么。不管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现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欢跟我谈天。有时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对着我，瞧我的动作，提出问题。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在大学里做什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花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吗？”她问。

　　“打架，亲爱的。”

　　“您罚他们跪吗？”

　　“罚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罚他们跪下，觉着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见她手里的东西给人夺去，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受罚，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时候，她脸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该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见她难过，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怀里来，用老奶妈的疼爱口气说：“我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记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怎样发展下去。我说的是她对戏剧的热烈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们家里，谈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谈到戏剧和演员那么愉快和热烈。她老是谈戏剧，我们都听得腻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只有我没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谈一谈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调说：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让我跟您谈谈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后来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再后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天生来就应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同情卡嘉对戏剧的爱好。依我想来，要是剧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烦演员演出来，使它产生正确的印象，只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时候常去戏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戏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戏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怎样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点也不应该留难的事，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地方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稀里呼噜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极力要我信服恰茨基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而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极力要我信服《聪明误》不是一个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饱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戏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于相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下也仍旧是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戏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这个国家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伪证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中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一种力量，演员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像舞台那样在人的灵魂上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像戏剧那样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发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惊人的。我看着那些信，简直奇怪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清白，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是出于优秀的男性智力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加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剃光胡须，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条方格毛毯。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戏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戏……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觉着这一类花样是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的。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像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最不吉利的征象。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恶狠狠地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们每个人在闹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恭敬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员唱杂曲来讪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内地的戏院倒闭，那些戏院怎么会靠着这么腐败的细小血管维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写给卡嘉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闷的信。除了别的话以外，我对她说：“我过去不止一次跟愿意同我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员们谈过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才明白他们的活动并不尽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着，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着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像始终仍旧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给我说：“您跟我在两个不同的歌剧里演戏。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谈不上一丁点高尚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老脸皮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写些沉闷的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没用处的教训……”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种口气。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企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大概后来她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已经是从雅尔达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达去，结尾是这样的话：“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写信向我说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要起一回挥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杀，再后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际的满腔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呢！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不出半俄里远。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个房间，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显出了她固有的美感。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好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讲到那种画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却不是画题，而是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一点也没价值的摆设，不成形状的小毡毯代替了帷幔……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彩色，害怕匀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长沙发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现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车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装束跟从前一样美丽而朴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摇椅上，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没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问我什么问题，仿佛已经阅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着听什么新鲜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走动的声音。这是丽莎从音乐学院回来，带来几个女朋友。可以听见她们弹钢琴，试嗓音，哈哈笑。叶戈尔正在饭厅里摆饭桌，弄得盘盏丁当的响。

　　“再见，”卡嘉说，“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请她们原谅我。我没工夫了。请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门口，她用严格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烦恼地说：

　　“您越来越瘦了！为什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请谢尔盖伊·费奥多罗维奇来。让他给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不用说，这班人倒真不错！”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别头发的针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懒得理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没工夫了。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饭厅，我的妻子就问我说：

　　“刚才卡嘉在你那儿吗？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们？这简直是怪事……”

　　“妈！”丽莎用责备的口气对她说，“她既不愿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不管你怎么说，这也未免眼中无人。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没想起我们。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莎都恨卡嘉。这种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须是女人才能懂得这种仇恨。我敢凭我的头颅保证，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课堂里遇见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见的百把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们为什么憎恨而且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说憎恨而且厌恶她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人和姑娘有谁不是有意无意地存着这样的反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贞节，纯洁。要知道美德和纯洁，如果不跟反感绝缘，那就跟恶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我把这现象简单地解释做女人的落后。现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憎恨和厌恶更多地说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现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纪的女人一样感伤和粗鲁。依我看来，凡是主张女人应该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见识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员，因为她忘恩负义，因为她骄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女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格涅凯尔，这人是丽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个至多不过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饱满，肩膀很宽，耳朵旁边留着火红色络腮胡子，嘴唇上有一点点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给他那丰满光滑的脸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条上部很肥、裤腿很瘦的大花格裤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爆眼睛，领结像龙虾的脖子，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冒出一股龙虾汤的气味。他天天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弹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什么关系，在一个什么地方替一个什么人卖钢琴，常到音乐学院去，认识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评音乐，我发现人们都乐意附和他的话。

　　阔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者，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似乎，世界上没有一种艺术或者科学躲得开像格涅凯尔这类的“异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许我看错了格涅凯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可是人家弹琴或唱歌时候他站在钢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神态和尊严的气派却太使我起疑了。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枢密顾问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证您能够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作媒、婚姻等带到您家里来和搅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说，每逢格涅凯尔在座的时候我妻子脸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论怎样也看不惯。我也看不惯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维茵、雪利，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叫他凭了亲眼目睹相信我们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大方。我受不了丽莎在音乐学院学来的那种音调发颤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们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细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不明白一个跟我的习惯、我的学问、我的生活气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欢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块儿吃饭。我的妻子和仆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说：“他是一个求婚的人。”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什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们在饭桌旁边把一个组鲁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觉着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做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领结、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脸……

　　从前我吃饭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现在吃饭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烦闷和愤懑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什么缘故觉着我们的菜单和吃饭习惯得完全改变才成。我从做学生时候，做医生时候起就吃惯的那些简单的菜，现在都没有了，他们给我吃的却是什么法国浓肉汤，面上浮着像冰渣一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给我吃什么用玛第拉烹的腰子。将军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绝了白菜汤、可口的馅饼、加苹果汁的鹅、鳊鱼粥。他们辞掉我的女仆阿加霞，一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婆，换了个叶戈尔来伺候吃饭，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没有什么事可做。从前那种欢畅、那种随意谈话、那种戏谑、那种哄笑，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从前我们在饭厅里会齐，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觉搅动孩子、妻子和我的心，现在却没有了。对我这忙人来说，吃饭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间。对我妻子儿女来说这是节庆，时间固然短，可是快乐欢畅，他们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我不属于科学，不属于学生，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他们。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没有了，阿加霞走了，鳊鱼粥没有了，旧日吃饭时候遇到出了什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绷带从脸上落到汤盘里，大家就哇哇地叫起来，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我们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乏味。我妻子的脸上现出得意和做作的尊严神情，还有平素那种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着我们的碟子，说：“我看你们不喜欢吃烤肉吧……告诉我，是不喜欢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别瞎耽心，亲爱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说：“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从来也不说实话。为什么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吃得这么少呢？”总之，饭桌上说的老是这一套话。丽莎声音发颤地笑一阵，眯细眼睛。直到现在吃饭时候，我瞧着她们母女俩，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很久没有注意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前我倒好像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个家里，现在我却在做客，跟一个不像是真正的妻子同桌吃饭，我瞧着丽莎，觉着她也不像是真正的丽莎了。她俩都起了惊人的变化，我错过了她们完成这种变化的漫长过程，怪不得我一点也不懂了。为什么会发生那种变化呢？我不知道。也许问题只在于上帝没把赐给我的力量照样赐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吧。我从小就习惯了抵制外来的影响，把自己锻炼得十分坚强，生活中的大变动，例如名望、将军的品位、从生活舒适过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结交等，差不多对我不起影响，我始终原封不动，没受到伤害。可是这一切，对于没受过锻炼的、软弱的妻子和丽莎却像雪崩一样压下来，砸坏了她们。

　　格涅凯尔和那些姑娘谈赋格曲，谈对位法，谈歌唱家，谈钢琴家，谈巴哈和勃拉姆斯。我妻子深怕她们疑心她不懂音乐，就向她们做出同情的笑脸，含含糊糊地说：“这实在好……难道有这样的事！真没想到……”格涅凯尔尊严地吃着，尊严地说笑话，爱理不理地听那些小姐的批评。有时候他起意说几句糟糕的法国话，于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觉着需要称呼我一声“Votre Excellence”了。

　　可是我沉下脸。我分明碍他们的事，他们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阶级仇恨，可是现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凯尔身上专找短处，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闷气。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觉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凯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觉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顶耸进云霄，格涅凯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见。

　　饭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我的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一点残余。我抽烟的时候，我的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谈话。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们会谈些什么话。

　　“我得认真跟你谈一谈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莎……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什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什么也没瞧见，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凯尔对丽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觉着怎么样？”

　　“我不能说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严重的大事……”她说，“这问题牵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见统统丢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们现在拒绝他，把这件事闹翻，那你怎么能保证丽莎不会终生抱怨我们呢？现在，求婚的人可是不怎么多了，说不定将来没有人上门呢……他很爱丽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没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钱。”

　　“这是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说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去干什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许多你认得的教授，他们会帮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说。

　　我妻子吓坏了，她脸上现出痛苦到极点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件心事吧！我痛苦啊！”

　　我瞧着她，心里难过了。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说，“既是你要这样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绢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哭了。这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腻的阴影。我一瞧见它们，就觉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该诅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晚饭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经的兴奋要达到顶点。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变化。我觉着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了。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力量正粗鲁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就跳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觉，溜出去，走到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