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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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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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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索“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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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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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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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子,卷螺发,银黄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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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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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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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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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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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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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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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明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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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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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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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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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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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的“世故”。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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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廉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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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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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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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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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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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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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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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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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当世“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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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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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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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