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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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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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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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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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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倒不如说是职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罢,就如城隍和东岳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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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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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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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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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尼佉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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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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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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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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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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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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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板桌上的灯罩是新拭的,照得屋子里分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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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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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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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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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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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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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一日的黄昏。地:或一处。人: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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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明世界因为生产过剩,所以闹经济恐慌。虽然同时有三千万以上的工人挨饿,但是粮食过剩仍旧是“客观现实”,否则美国不会赊借麦粉给我们,我们也不会“丰收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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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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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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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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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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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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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对于这署名,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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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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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