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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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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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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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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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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琛“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被人家偷去了。”“偷去做甚么?”“当镜子照。”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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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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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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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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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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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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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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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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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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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时间不住的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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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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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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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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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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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