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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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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中央社)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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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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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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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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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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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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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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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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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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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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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昨天在报章上看到了,仗着第四个“有闲”,先抄一段在下面:“……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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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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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年,“民族主义文学”家敲着大锣大鼓的时候,曾经有一篇《黄人之血》说明了最高的愿望是在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之后,去剿灭“斡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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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禄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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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棘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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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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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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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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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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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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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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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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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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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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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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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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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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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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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