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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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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汗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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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素园之墓。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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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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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GeorgeGrosz),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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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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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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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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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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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无效,简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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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艮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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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尔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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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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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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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一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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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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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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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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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索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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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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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愤懑”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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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娃子着慌,摇头说,“唉!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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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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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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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了多年的SF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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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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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秋已经来了,炎热也不比夏天小,当电灯替代了太阳的时候,我还是在马路上漫游。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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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仪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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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伯度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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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仁先生: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