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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先生：先生荣任副刊编辑，小弟不来道贺，却来呼冤，真是丧心病狂。但是这个年头，唉，这个年头，谁的心头没有几分冤枉？别的我不说，也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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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萍兄：自从你发表《爱丽》以后，就听见有些小绅士们正颜厉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们的教育家还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他好像又说做这样小说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动机！这是多么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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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老头儿”伏园兄编《京报副刊》的那年，曙天写她的《断片的回忆》，原因是给《京报副刊》充篇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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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久远，忘记是那一个皇帝时代的事了，总之，朋友Y君那时还在人间罢。一个寒冬的晚上，青年的我们俩跄跄踉踉地跑到东安市场去，在小店里每人吃了一碗元宵，心儿也渐渐和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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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十首小诗，因了曙天女士不惮烦的替我编成付印，得传布在我爱的同时代的读者诸君之前，这在我个人，实在觉得荣幸而且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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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的晚上，我在陶知行［行知］先生家里吃晚饭。陶先生是除了平民教育不开口的，于是乎我这样一个平民教育的门外汉，也只好跟着胡说起平民教育来；我们从《平民千字课》谈到编辑平民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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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妹在光华大学读书，星期日来看我，说起该校请来许多名教授了，这学期的功课真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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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美国人去问高尔基（m.Gorky）：“那一篇小说是你最好的小说呢？”高尔基想了一刻，才笑着回答：“我的最好小说吗？现在还没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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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把尖刀刺进猪们的颈项的时节，猪们的反抗，大约只有高声地呼号吧。因为只有呼号而没有动作，所以猪们永远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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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上的“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加以语堂先生的《写在……后面》，近代中国文豪，大半表上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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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门见山文豪说：做文章应该开门见山，不要拖泥带水。五年前，我在南京听顾实先生讲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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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竖弄人，一病三月，始则发烧，终乃流血。医生说，“出汗是要紧的，否则，流血是免不了的！”是的，我的确太怯弱了，出汗是害怕的，终且免不了要流血，——本来是想免了暂时出汗之苦，终且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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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和墨水瓶，看来比雪花膏和花露水，是要重要些；因为前两样是学用品，后两样却是装饰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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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因为要教小孩们白话文法，所以不远千里的跑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一本《白话文文法纲要》，系陈浚介先生的大作，吴研因先生校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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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见张耀翔君在《心理》杂志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诗人的情绪》，（《心理》第三卷第二号，）内容论的是“感叹符号车载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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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知半解的“诗话”北河沿的两岸，积雪还未全消，我和思永从东华门到钟鼓寺，沿途喋喋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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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君同我做“好朋友”的时候，照例我每月的最后一天拿到薪水以后，总很高兴的跑到伊那里去：“到东安市场去吧，买东西去！”“好吧！你又是去买书，买乱七八糟的书！”伊这么笑着说了一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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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竹英，静之同居从远远的江南传来的消息，知道竹英和静之在黄鹤楼畔已实行同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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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来，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钟鼓寺，一处是后局大院，一处是东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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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是春光来了，但这样荒凉寂寞的北京城，何曾有丝毫春意！遥念故乡江南，此时正桃红柳绿，青草如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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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我所住的羊市大街，的确污秽而且太寂寞了。我有时到街上闲步，只看见污秽的小孩，牵着几只呆笨的骆驼，在那灰尘满目的街上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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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有两个女子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的发明，在教育制度上有特别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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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鹤舫，安徽绩溪人。生当前清道光季。其生平事迹不甚可考。著有《鹤舫诗词》一卷。胡适之先生曾藏有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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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金陵词钞》中看濮文昶的九十九首词，觉得他的确是清代的一个很好的白话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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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tionof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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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前的京华游记上，十有七八，必会提到陶然亭。没到过北平的人，总以为这里是一所了不起的名胜。就以我而论，在作小孩子的时候，就在小说上看到了陶然亭，把它当了西湖一般的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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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该从写作本身，从思想的宣泄中获得快乐；至于其他，都不必介意，一本书或成功或失败，或赞誉或诋毁，他都应该淡然一笑。以上是毛姆在非常著名的《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一段话，是对于写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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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菩萨对于真正的强盗土匪并不怕，对于叫化流氓更不怕。真正“可怕”的是反财神——是知道拿回自己心血的群众。至于对付强盗土匪叫化流氓，——财神菩萨的法宝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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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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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些财神菩萨的少爷忏悔起来了。忏悔了似乎也有这么三四个月。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几声大炮，就把这些忏悔的少爷耳朵都震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