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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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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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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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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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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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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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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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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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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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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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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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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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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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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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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了多年的SF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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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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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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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兄: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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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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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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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C君做点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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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晴。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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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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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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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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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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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无花的因为《语丝》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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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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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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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