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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二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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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一）他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二）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三）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四）抗战以来，他的抗战工作；（五）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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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中国艺术剧社将在农历新春出演宋之的先生的《祖国在呼唤》五幕话剧，由洪深先生导演。宋先生的近作，我还没有读过。但老手的作品，我想，必定不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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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被一位友人约到他家去，住一个周末——从星期五下半天，到星期日晚间。他住在乡间，地方非常幽静，到处都有大树，像公园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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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国庆到今年国庆这一年里，我始终非常的忙碌。我忙着写作，又忙着办事。写作与办事双管齐下，同时并举，是不容易都作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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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苏联著名艺术家们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表演，我感到最大的兴奋和愉快；我没法子形容出我的心情，我只能老实地说，那些表演使我感动的落泪，喜欢极了的泪，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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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十一月十六日三版《杀人不见血的罪犯》那篇文章里，所揭发的淫书淫画贩张瑞生的犯罪事实，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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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讨论了两个重大问题。它们是：（一）文字改革，（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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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我们的跃进计划，我想首先就是要加强我们大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否则就会落空，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会部分落空。以我自己来说吧：在前几天剧协召开的会上，我因患头晕，没敢向挑战的同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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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市文联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与决议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参加座谈的有戏曲、话剧、音乐、舞蹈、美术、舞台美术、电影、杂技、图书出版、博物馆与群众文化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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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北京市已成立了三十八个城市人民公社。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啊！我生在北京，我知道旧时代的北京是一方面有许多深宅大院，住着贵人或富贾，过着骄奢的腐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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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大兴安岭上游览访问，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者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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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十几年来，我得到不少参加招待朝鲜友人的机会！我珍视这种机会，而且每次见到来自这英雄国土的友人，都使我极为兴奋、愉快，并引以自豪！不论是在哪里，不论是在何时，中朝两国的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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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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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事邀我到这边来，原规定是大伙坐下吃点东西，教我说个五六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备的材料，一点也不新奇。我以前作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还作过督学，所以我对小学教员的情形，都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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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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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是六岁的小姑娘，近来把什么玩艺儿都收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另有了事情做，就不再玩娃娃与小车了。她看妈妈天天忙着给伤兵医院折纱布，揉棉球；问明了那是为伤兵用的，也问明了伤兵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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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公园似乎没有引动我描写它的力量，虽然我还想写那么一两句；现在我要写的地方，虽不是公园，可是确比公园强的多，所以——非正式的公园；关于那正式的公园，只好，虽然还想写那么一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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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三从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伦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就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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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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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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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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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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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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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它团结了相声艺人，使大家明白怎样在思想上业务上共同的改进。“共同的”就不是只谋个人的利益，自私自利，而是靠大家的力量不分彼此的，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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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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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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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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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读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真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公报与决议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事都值得我们细细地想，好好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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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