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还有一种责任，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和说话。在老年间，绝大多数的文人用文言写作，所以古文古诗就成为后人学习写作的范本；现在，绝大多数的文人用白话写作，所以文艺作品，正像《红楼梦》那样，不但只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也教给大家怎么说话。
这个责任并不小。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越来越趋向统一的。用不着多解释，语言的统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历史已经证明，文艺作品会有力地帮助语言的统一。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超叟，和咱们的曹雪芹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汉语本是统一的。不过，因为汉族人多，分布的地方又非常广阔，于是各地方就难免在发音上有所不同，也难免各有各的土语。我们现在谈汉语的统一就是要在发音上、词汇上，和某一些不同的语法上，要求更进一步的一致。语言越一致，我们自己就团结得越好；兄弟民族和外国朋友学起来也就越省事。作家们在这个运动中应当负起责任，尽到我们推进语言统一的力量；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汉语，据语言学家们说，是很进步的语言。可是不幸，汉字却十分难学难记。有那么一天（我自己切盼越早越好），我们会改用拼音文字。为将来推行拼音文字创造条件，我们今天就该下手调整发音，整理词汇和某一些语法上的分歧。没有这样的准备，拼音的办法就不易下手推行。是嘛，假若我按京音拼，你按厦门音拼，咱们俩就没法子利用拼音文字交流思想。同样的，我说我的土话，你说你的土话，咱们俩的拼音文字恐怕也只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全不相干。因此，我们现在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进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工作。为什么用北京语音而不用上海语音作标准？为什么不教大家都干脆说北京话，而教大家说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我不在这里解释，因为我主要地要说说作家对这个运动应取的态度。
我想，就说我自己的态度吧。这么说容易亲切一些。我写过一些小说和剧本。从思想上和艺术上看，我的作品都不很高明。可是，在语言上，因为我的普通话还写得不算太坏，我占了点便宜。有二十多年了，我的作品曾经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为“官话”课本。我很高兴：我的不甚高明的作品能够有些实际用处。
可是，即使专从语言上说，我从前的作品也还有点毛病：我往往爱用北京的土语。近二年来，我开始控制自己，少用土语方言。为什么呢？第一，土话给我招来许多麻烦：山南海北的读者常常来信问这个词怎么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一一回信解答。第二，以剧本来说，土话太多，远离北京的地方就不易上演。照原词说吧，听众不懂；改成本地话吧，又不易找到恰好相同的成语；于是，只好拉倒，不去上演。在国内既已如此，赶到译为外文的时候，不难想到就一定更麻烦。
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可是，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表现力强吗？人家不懂！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语太多，剧本没人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
根据上述的经验，从今以后我希望能注意到：
（一）不用土语撑门面。这就是说，我将尽量地选用普通的词汇，不故意卖弄土语。我应当把卖弄自己改为替群众服务。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条”。同样的，假若“墙角”比“嘎栏儿”更普通，我就用“墙角”。地方色彩并不仗着几个方言中的词汇支持着。不深入一个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几个地方上的特殊字眼儿，如“油炸鬼”和“嘎栏儿”之类去支持，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它们适足以增加语言的混乱与分歧。
这样作，会不会使语言枯窘，不丰富呢？我看不会。就拿北京话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幼年听惯说惯的词汇有许多许多已经死去了。这衰死的原因一来是大家的生活起了变化，老的词汇就不能不引退；二来是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北京，听不懂北京的土语，北京人自己也就不得不适应情况，把得不到外方人支持的话收起去。这样减少了词汇，北京话是不是因而枯窘死板了呢？不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带来了新的词汇。好多这种新词汇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由四面八方的人共同创造的。于是，北京话就变了样：四五十年来，它越变越语文一致，越富有普遍性了。普遍性必然地战胜地方性：几十年来除了“压根儿”、“没落”少数北京特有的词汇得到较比广泛的承认，很多的地道土话都先后死去。
今天，我们正全国一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学知识都一天比一天丰富，那么我们的语言也必然地越来越丰富。眼睛看着明天，我们大可不必依依不舍地恋惜一些地方上的、有可能被淘汰的词汇。
（二）选择地运用土语。举例说明：“蹲”和“站”都是普通字，我无须节外生枝地去另找土语代替它们；即使找到了，也还不过是说明“蹲”和“站”这么两个姿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力，只是教许多人不懂而已。可是，在“蹲”和“站”之外，还有个“骑马蹲裆式”；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个姿态——半蹲半站。北京话里还没有一个能够概括地形容出这个姿态的字。我们只能说“骑马蹲裆式”，别无办法。假若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一定利用它，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别的方言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也会借用过来，介绍到普通话里去。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我个人以后怎么选择地运用土语。这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决定何去何取。这也说明，我并不一笔抹杀一切土语，而要披沙拣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作家们要是都这么作，就能洗炼出许多生动的，明确的，和富于表现力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提倡普通话并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简，写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语言纯洁，不许土语方言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要使语言更丰富更健康。
（三）我须怎样创造语言。作家有权创造语言。但是，创造语言不等于毫无选择地乱用土语。那不是创造，而是偷懒取巧，其结果是使语言越来越混乱，不利于语言的统一。这也就是说，语言的创造不是标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测，越读越糊涂，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制胜，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爱。在普通话里，我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意见：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类的诗句，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创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在王安石的诗草里，我们发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几次圈改，而后决定用“绿”字的。最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圈去“到”字，改为“过”；然后又改为“入”，又改为“满”，换来换去，才找到最好的一个字——“绿”。啊，普通话里有多么大的潜在力，等待作家们去发掘啊！我们都知道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是多么通俗而又多么富于表现力啊！这些例子虽然因为用的是浅显文言，究竟和现代的白话有个距离，可是这种创造方法还是值得学习的。
是的，我们的文章往往写得平平无奇，死板无力，有的人归罪于我们的语言太简单，有的人说这是受了普通话的限制。其实呢，我们是没有下够工夫，没有尽到从普通话里创出新生力量的责任。因此，我们有时候就不能不求救于一向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语言支持门面。“潺潺”呀，“熊熊”呀，是我们自有白话诗以来就惯用的词汇，可是直到今天，我也还没听见哪个工人或农民说：“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连我这个知识分子至今也还不明白溪水怎么潺潺，和火光怎么熊熊。我有这样的感觉：“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类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鲜可爱一些。随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随便利用方言土语，正是我们不负责创造的表现。不要再说我们的语言太简单吧，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太简单了，所以找不到话说。不要怕运用普通话受到限制吧，事实上只要我们肯精心创造，我们的普通话里就有无尽的宝藏。
以上是我对怎么运用普通话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与愿望。我愿意按照自己的体会，不但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办法，而且热心地这么去练习写作，尽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应尽与能尽的力量。不过，我的体会也许不大对，那就要请求大家来批评帮助了。
原载1955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