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

　　“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科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成粒的鱼子酱，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酱都吃光，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死了，可是鱼子酱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是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列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在围墙上弯下腰来，造成一片宽阔的树荫。此地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的气味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相当远。那都是些不大的工厂，合起来一共雇了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了。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本县医师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幢像样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用铁皮铺成房顶的，其中有一幢是乡公所，另外一幢是两屋楼的房子，正巧坐落在教堂对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齐布金。

　　格里戈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采伐权，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妻子阿克西尼娅是个相貌俊俏、身体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响，忽而到谷仓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小铺去，老齐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类时候，他总是觉着歉然：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了，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欢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西尼娅刚刚跟那聋儿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账，对谁不可以赊账，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噼啪声。她像农民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

　　他本来是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于一个上流人家，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搬到楼上的小房间里住下，这所房子里一切东西就都放光了，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了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亮起来，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公用一个木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碟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愉快而亲切地微笑着，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根底下传来乌克列耶沃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样的说话声，和因为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乡下人的惭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熟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了。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出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一点新鲜，有一点轻松畅快，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守护神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凝结起来，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在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里的安全阀的作用。

　　齐布金家里，白天过得很忙。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西尼娅就已经在前堂洗脸，发出喷鼻子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滚沸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又长又黑的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筒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小小的靴后跟踩得噔噔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开门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来到门廊外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压到耳朵边上，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每逢老头子身上穿一件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他就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痛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才会养活你！”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围裙，打扫房间，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西尼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传来酒瓶和钱的叮当声，她嗤嗤地笑着或者喊叫，被她得罪的顾客发脾气了，同时还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经在那边，在店子里偷偷地出售了。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村街上散步，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农民的小木房，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们一天在家里大约喝六道茶，大约有四次围着桌子坐下来吃饭。到了傍晚，他们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账上，然后酣畅地睡觉。

　　乌克列耶沃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话联系着，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辈人，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和科斯丘科夫。乡公所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乡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见电话坏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辈人经常跟年轻一辈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轻一辈人自家伙儿里起内讧，也打官司，于是他们的工厂停工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他们重又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得乌克列耶沃的居民们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许多闲话和流言蜚语。到了节日，科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坐上车子出去兜风，飞快地在乌克列耶沃村里跑来跑去，把小牛压死了事。阿克西尼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弄得她那浆得蓬起的衬裙沙沙响，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把她拉上车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了似的。然后老齐布金也坐车出来，为的是夸耀他的新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车上。

　　坐车兜风以后，到傍晚，人们都躺下睡觉，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院子里却有一个贵重的手风琴响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们听了乐声就会觉得又忧愁又快乐，乌克列耶沃就不再像是一个陷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