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理叫三喜，是村里合作社的经理。说他“小”，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他的年纪小，才二十三岁；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只有一个经理和一个掌柜；第三是掌柜王忠瞧不起他——有人找掌柜谈什么生意里边的问题，掌柜常好说：“不很清楚就回来问一问俺那小经理。”说了就吐一吐舌头做个鬼脸。

　　这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孩子，爱做个巧活：过年过节，搭个彩棚，糊个花灯，比别人玩得高；说个话，编个歌，都是出口成章，非常得劲；什么活一看就懂，木匠、石匠、铁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村里人都说他是“百家子弟”。因为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多。不过字太多了，学起来跟学别的不一样，他东问西问，数起数来也认了好几百，可是一翻开书，自己认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一张上碰不到几个；这是他最不满意的一件事。

　　三喜入共产党，只比他当经理早三天。这村是个自然村，只有四个党员，算是一小组，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八月间，村里开斗争会，斗争合作社的旧经理张太，三喜出力不小，支部就把他收为党员。

　　原来这张太是个放高利贷起家的，抗战以前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说“杂货铺”只是个名，常是要啥没啥。卖的东西比集市上贵一半，没人买。张太根本不凭卖货赚钱，就凭的是放债。村里的穷人们，一到秋夏季和年关，都得到他铺里去送利，穷人们谈起家常话来，都说：“穷就穷到那小铺里，把咱们的家当慢慢都给人家送进去了。”一到抗战时期，张太看见风头不对，把门一关，光收不放，几个月的功夫就把收得动的债都收回去。一九四二年实行减租减息，张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来的账尾巴，送了个空头人情，说“本利全让”，有些人还以为人家很开明，叫人家当本村合作社经理。人家当了经理以后，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还多，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人家拣赚钱的买卖干，村里人仍是要啥没啥，村里人对这事不满意了好几年，直到去年八月才又翻起来。翻起这事来以后，三喜连觉也睡不着，又是找干部，又是找群众，发动东家，发动西家；搜材料，找证据，讲道理，喊口号；天天有他，场场有他。赶斗倒了张太，共产党的小组长把三喜的积极活动情形报告了支部，支部就派这小组长去和他谈入党的话。这小组长才跟他一谈，他说：“不是早就入了吗？”小组长还只当是别人已经介绍了他，就问他：“是谁跟你谈的？”他说：“我不是已经斗过张太了吗？”小组长说：“斗张太怎么就算入了党？”他说：“搅翻身不是共产党的主张吗？照着共产党的主张做事，怎么还不算共产党？”小组长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了解错了，才给他解释怎样才能算入党。解释完了问他入不入，他说：“入入入，斗争了这么一回，连个共产党员也不算还行吗？”

　　“众人是圣人”。三喜自参加了这次斗争，共产党看起他来了，群众也看起他来了。张太一倒，合作社就得补选经理。头一天晚上提起选经理这事，每个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第二天一开会，还没有讨论，就跟决定了一样，三喜一看这风色，一颗头好像涨有柳斗大，摆着两只手说：“不行，”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拥护”。他说：“我不识字。”大家说：“都不识字。”他说：“我两口人过个日子，实在没工夫。”大家说：“大家帮你生产。”他再没有说的。

　　说“不识字”，说“没工夫”，都只是表面上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这个掌柜。王忠这个人跟张太是一伙，伺候了张太半辈子（从张太开放债铺到后来当合作社经理，都是王忠当掌柜），村里人说张太是严嵩，王忠是赵文华。这次斗张太，也捎带了王忠一下，不过生意是张太的，没有他的股本，他也只是穿黑衣保黑主，跟着张太得罪了许多人，自己也没有落下个什么，因此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没有动他的产业，还叫他当合作社掌柜。大家虽是这样决定了，三喜的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总不想跟这“赵文华”共事。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又要向王忠领教，又怕受王忠的捉弄，因此不敢领这个盘。

　　大家选起他来以后，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难，支部说：“群众既要你当，你就该克服困难，起模范作用。”他说：“我干不了。”支部说：“你看谁比你强些？”他想想，没有。他说：“恐怕跟王忠合不来。”支部说：“你看换上谁合适就可以聘请谁。当经理有这个权。”他想想，也没有——村里识字的太少，没有担任别的工作的，还只有一个王忠。说了半天，还得自己跟王忠干。

　　三喜一上了任，王忠果然跟他捣蛋，在王忠的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第一、他虽作过了反省，可是只作了个样子，没有想到张太得利他惹人是件不合算的事——没有想到他是给张太当了半辈子狗，只是觉着张太是他的老主人，张太倒了他再干下去对不住张太，可是又怕群众说他仍然跟张太是一伙，又不敢不干。干着却实在是一肚子不满。第二、他觉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强一万倍，如今叫三喜当经理他当掌柜，实在有点不服劲，总想看三喜的笑话。三喜上任这一天，叫把他以前那一段结算结算，交代一下。这在他本来是极容易的事，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结算的办法来结算，事事叫三喜出主意。三喜说点什么货，他就点什么货，三喜说算哪宗账，他就算哪宗账。三喜总算是聪明人，应想到的项目差不多也都想到了，结算得也还差不多，只是手续上不熟练，磨了好几倍的洋工。

　　他觉着王忠这人果不好对付，跟支部说了几回，支部叫他慢慢说服教育。可是天呀！王忠哪能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呢？他为这个着实发了几天愁，后来想着只有把合作社这一套弄熟了，才能叫王忠老实一点，从此便事事留心，有个把月工夫，却也摸着了好多，只可惜自己识字太少，账本上还得完全靠王忠。

　　要学账，就得跟王忠学，他想要跟王忠说这话，王忠越发要拿一拿架子；因此他决定不在王忠面前丢这人，等王忠不在的时候，自己翻开账本偷偷地学。王忠晚上在家里睡，每天晚上过了账点了钱，就把门一锁回去了。他觉着这是个好机会，就跟王忠说合作社晚上不可没人，自己要到里边看门，王忠就把钥匙交了他。他当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后，就关起门来翻开账本研究，因为白天留过心，晚上还能慢慢看出点道理来。比方说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盐，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这个码，就能慢慢找出哪一个是“盐”字来。起先只是认字和了解账理，后来又慢慢学着写——把账本上的字写到水牌上，写满了就擦，擦了又写，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觉。

　　有一晚上，他正在水牌上练习一个“酱”字，写了半水牌“酱”，有人在外面打门，开开门跑进个女人来，是他老婆。他问：“你半夜三更来做什么？”老婆说：“来找你！你怎么白天白天不回去，晚上晚上不回去？家里就没有事了吗？”他说：“有什么事？家里少你的什么？”老婆说：“什么也不少，就是少你！”他说：“不要闹，快回去吧！我还有事啦！”老婆是个年轻娃娃，不听他的，只是跟他嚷：“不，今天晚上你不回去我就不走！”说着就去夺他手里的笔。他把笔举得高高的笑着脸：“我是顾不上回去，你不走不会也住下？”他本来是说玩话，老婆可不客气地跟他说：“你说我不敢？住下就住下，里边又没别人！”说着就躺到他床上，赌气说：“不走了！”他没法，只好关住门；可是“酱”字还没学好，又坐上写起来，直写到和王忠写得差不多才睡。

　　半年工夫，账本上用的那几个字他学了个差不多。心有了这底，说话就硬一点，对王忠迁就得就少一点。王忠有点不高兴，就装起病来，一连三天没到合作社。到了第四天，他去看王忠，明知道病是装的，却也安慰了一番，说：“你慢慢养着吧，不要着急，合作社的事情我暂且招呼几天！”王忠见他不发急，也莫名其妙，心想：“我且装上半个月，看你怎么办？”可是真正装了半月，也不见三喜发急，自己反而沉不住气，摇摇摆摆到合作社去看。

　　王忠一进合作社，三喜装得很正经地说：“好些了吗？这几天忙得也没顾上去看你！”他也客气了几句就坐下了。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这半月来在账上闹了些什么笑话，顺手翻开了流水账，三喜还说：“你歇歇吧，不要着急！才好了些，防备劳着了！”他一看这本账先吃了一惊。他看见这账上不止没有多少错字，连那些粮食换货物，现钱和赊欠……一切很复杂的账理，一项也没有弄错，又翻了翻另外几本，也都一样，要说跟自己有差别的话，只是字写得没有功夫些。这一下他觉着以后再不敢讲价钱了，再要捣蛋就得滚蛋，滚出去便再没有个干的了（这合作社的经理是义务职，掌柜却是薪水制），他踌躇了半天，才搭讪着说：“我这一病就累你半月，心里急得很，只是病到身上由不得人。这会才算好了，我明天搬来吧！”三喜仍然很正经地跟他说：“你看吧！不敢勉强，身体要紧！”

　　自此以后，王忠果然老实了：三喜吩咐他干啥，他跟从前张太吩咐下来一样，没有什么价钱可讲，每到一个月头上，不等三喜说话就先把应结算的算出来……三喜见他转变了，对他反而又客气好多，他也觉着比在张太手下还痛快。

　　三喜把改造王忠这事报告支部，是支部搞立功运动的时候，就给他记了一大功。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