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十一 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此地出煤。在许多煤矿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设备与轻便铁路。原有的手工业是制造石器——石砚及磨石等——与挂面,现在又添上小的粉面厂与染织厂。

  这里的学校是复旦大学,体育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重庆师范,江苏省立医学院,兼善中学和勉仁中学等。迁来的机关有国立编译馆,礼乐馆,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馆,儿童福利所,江苏医院,教育电影制片厂……。有了这么多的学校与机关,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的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外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哪知道,这样一来可就不再动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庵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在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说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可是,戒了三个月,又吸上了。不行,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进城,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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