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块钱。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五十元钱有多么大的用处呀!它使我由济南走到汉口,而还有余钱送给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结的婚。
白君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武汉,还另有两位同学,朱君与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蔡君还送给我一件大衣。
住处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干些什么呢?”这好决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钱出来,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挣饭吃的本领。我的资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懒,勤动着我的笔,我就有饭吃。
在汉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给《大公报》写的。紧紧跟着,又有好几位朋友约我写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问题了。
倒是继续住在汉口呢?还是另到别处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国府明令移都重庆。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武汉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响到我。我的行李简单,“货物”轻巧,而且喜欢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
我打电报给赵水澄兄,他回电欢迎我到长沙去。可是武汉的友人们都不愿我刚刚来到,就又离开他们;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犹豫不决。
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我一位好友,游泽丞教授。他不单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铺都让给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以武昌与汉口相较,我本来就欢喜武昌,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云架桥呢,又是武昌最清静的所在,所以我决定搬了去。
游先生还另有打算。假若时局不太坏,学校还不至于停课,他很愿意约我在华中教几点钟书。
可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参观去,便遇上了空袭,这时候,武汉的防空设备都极简陋。汉口的巷子里多数架起木头,上堆沙包。一个轻量的炸弹也会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压死人。比这更简单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连木架沙包也没有,可是大家猜测着日本人还不至于轰炸租界——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边用木头撑住,上覆沙袋,这和汉口的办法一样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报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树林里边。这,只须机枪一扫射,便要损失许多人。
华中更好了,什么也没有。我和朋友们便藏在图书馆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亏。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国的猛袭波兰与伦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军事或政治或工业的中心炸得一干二净,我与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汉了。可是,日本人那时候只派几架,至多不过二三十架飞机来。他们不猛袭,我们也就把空袭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们还觉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诸兄也都来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先生和朋友们都欢迎我们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静,而且有个相当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编个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帮他们一点忙。于是我就由云架桥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长沙去的事。流亡中,本来是到处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这么在武昌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