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我曾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先生,讨论鼓书的作法。
在汉口,我遇见了富少舫(山药旦)先生,董莲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郑先生。这三位,都能读书写字,他们的爱国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艺员更丰富。他们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给他们新词儿,他们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调,去背诵,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响到生意(都市中有闲的人们,既不喜新词儿,又不喜接受宣传),他们也不管。他们以为能在生意之外,多尽些宣传的责任,是他们的光荣。
和他们认识之后,我便开始写鼓词。
这时候,冯先生正请几位画家给画大张的抗战宣传画,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办法,教民众们看。这需要一些韵语,去说明图画,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给每张作一首歌儿。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
在冯先生那里,还来了三位避难的唱河南坠子的。他们都是男人,都会拉会唱。他们都是在河南乡间的集市上唱书的,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歌词,一段至少也得够唱半天的。我向他们领教了坠子的句法,就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他们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们的书词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语。他们的用韵也以乡音为准,譬如“叔”可以押“楼”,因为他们的“叔”读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会用北平的俗语;于是,我虽力求通俗,可是有许多用语与词汇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由这点经验,我晓得了通俗文艺若失去它的地方性,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跃与感动力。因此,我觉得民间的精神食粮,应当用一个地方的言语写下来,而后由各地方去翻译成各地方的土语;它的故事与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减改动,才能保存它的文艺性。反之,若仅用死板的,没有生气的官话写出,则尽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强听懂,也不会有多大的感动力量。
这三千多句长的一段韵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