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沈從文1938年春致沈從文

二哥:

  事情多得不可開交,情感方面雖然有許多新的積蓄,一時也不能夠去清理(這年頭也不是清理情感的時候)。昆明的到達既在離開長沙三十九天之後,其間的故事也就很有可紀念的。我們的日子至今尚似走馬燈的旋轉,雖然昆明的白雲優閒疏散在藍天裏。現在生活的壓迫似乎比從前更有分量了。我問我自己三十年底下都剩一些什麼,假使機會好點我有什麼樣的一兩句話說出來,或是什麼樣事好做,這種問題在這時候問,似乎更沒有回答——我相信我已是一整個的失敗,再用不着自己過分的操心——所以朋友方面也就無話可說——現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掛我的身體。一個機構多方面受過損傷的身體實在用不着惦掛,我看黔滇間公路上所用的車輛頗感到一點同情,在中國做人同在中國坐車子一樣,都要承受那種的待遇,磨到焦頭爛額,照樣有人把你拉過來推過去爬着長長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掙扎一下,也就不見得不會喘着氣爬山過嶺,到了你最後的一個時候。

  不,我這比喻打得不好,它給你的印象好像是說我整日裏在忙着服務,有許多艱難的工作做,其實,那又不然,雖然思成與我整天宣言我們願意服務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機關效力,到了如今人家還是不找我們做正經事,現在所忙的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所委託的雜務,這種私人相委的事如果他們肯給一點實際的酬報,我們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點時候做些其它有價值的事也好,偏又不然,所以我仍然得另想別的辦法付昆明的高價房租,結果是又接受了教書生涯,一星期來往爬四次山坡走老遠的路,到雲大去教六點鐘的補習英文。上月淨得四十餘元法幣,而一方面爲一種我們最不可少的皮尺昨天花了二十三元買來!

  到如今我還不大明白我們來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還是做“社會性的騙子”——因爲樑家老太爺的名分,人家常擡舉這對愚夫婦,所以我們是常常有些闊綽的應酬需要我們笑臉的應付——這樣說來好像是牢騷,其實也不盡然,事實上就是情感良心均不得均衡!前昨同航空畢業班的幾個學生談,我幾乎要哭起來,這些青年叫我一百分的感激同情,一方面我們這租來的房子牆上還掛着那位主席將軍的相片,看一眼,話就多了——現在不講——天天早上那些熱血的人在我們上空練習速度,驅逐和格鬥,底下芸芸衆生吃喝得仍然有些講究。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兩人都不能煙,在做人方面已經是十分慚愧!現在昆明人才濟濟,哪一方面人都有。雲南的權貴,香港的服裝,南京的風度,大中華民國的洋錢,把生活描畫得十三分對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險的青年,其他更不用說了。現在我們所認識的窮愁朋友已來了許多,同感者自然甚多。

  隴海全線的激戰使我十分興奮,那一帶地方我比較熟習,整個心都像在那上面滾,有許多人似乎看那些新聞印象裏只有一堆內地縣名,根本不發生感應,我就奇怪!我真想在山西隨軍,做什麼自己可不大知道!

  二哥,我今天心緒不好,寫出信來怕全是不好聽的話,你原諒我,我要擱筆了。

  這封信暫做一個賠罪的先鋒,我當時也知道朋友們一定會記掛,不知怎麼我偏不寫信,好像是罰自己似的——一股壞脾氣發作!

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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